印度的外卖小哥会被算法困住吗？

9月中旬，印度南部的雨季进入尾声，天气捉摸不定，转瞬即雨。这是一个周六的下午，班加罗尔的天空刹那间被乌云遮蔽，豆大的雨点应声而落。

24岁的外卖员戈文达拉杰（Govindaraj P）冲进英迪拉纳加区的一家商店躲雨。刚站定没几分钟，手机里的外卖软件Dunzo提示他接到了新单。雨势并没有放缓的意思，他戴上头盔，一头冲进了雨幕里。

从早上7点开始，他就骑着摩托车出门跑单了，但运气不好，快十个小时只挣到了140多卢比（约13元人民币）。往常活儿多的时候，加上补贴一天能赚到900卢比（约83元人民币）。虽然经常要到夜里1点才能收工，戈文还是挺满意，毕竟疫情期间好多人没了工作，他好歹还有一份稳定收入。

戈文在商家取货

Dunzo是一家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外卖平台。除了点餐之外，顾客还可以在上面订购食材、日用品、药品等，也能同城跑腿送货。封城后，居民的外出活动受到限制，Dunzo等外卖平台的需求激增，也给像戈文这样骤然停工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份生计。

截至9月20日，印度的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40万例，并以每日近10万例的速度增长，直追榜首的美国；与此同时，印度第二季度GDP缩水23.9%，失业率攀升至近50年来的最高点。全球范围内，外卖、网约车等科技催生的新工种正在重塑就业格局，在这个特殊时期更为凸显。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有关平台资本是否对劳工进行“数字剥削”的讨论也进入主流视野。但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来不及讨论公不公平、剥不剥削”。长期研究零工经济的印度学者努布尔·拉瓦尔（Nupur Rawal）向《凤凰周刊》如此评价。

疫情之下，隔离区也得送货

半年之前，戈文还在一家活动策划管理公司工作，主要承办会议、演唱会等活动。他高中毕业后从打杂开始，做了五年后一个月能赚到2.5万卢比（约2300元人民币）。

今年3月中旬，随着班加罗尔因新冠疫情封城，公司业务全面停摆，戈文也没了活儿。他本以为，过个十天半个月就能恢复，但封城一再延长，让他倍感焦虑。

疫情期间订单变少，戈文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等单上

戈文的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他还没结婚，和母亲住在一起。封城后，本来做家政工的母亲没了活儿干，家里每个月还有房租、贷款和日常开销的账单要付，他必须赚钱养家。

有朋友在印度两大外卖平台Zomato和Swiggy做外卖骑手，推荐他也加入。封城期间全城几乎停摆，骑手是警察和医生之外，为数不多还在正常工作的职业。他跟着朋友跑了两天，熟悉了送货流程，就上马干起来了。

“没什么考核和培训。只要你有一部手机、一辆摩托车和驾驶证，下个APP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戈文告诉《凤凰周刊》。他发现，在Swiggy这样的送餐平台，不管是商家出餐慢还是顾客取餐延迟，损失都由骑手来承担，运气差还得挨骂；而Dunzo更注重于送杂货，商家方面很少延迟发货，于是他选择加入Dunzo。

戈文在送餐，这一单赚了22卢比（约2元人民币）

在戈文看来，这份工作时间灵活、多劳多得。已婚的朋友基本跑到晚上九点就收工了，而他能一直干到深夜一两点，这样可以赚到深夜补贴。只要跑得勤，他的收入甚至能和上一份工作相差无几。另外，外卖员的酬劳是每周发放，更方便周转，每周一发了薪水他就把钱交给母亲，用于家里的日常开支。

但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额外的福利——没有保险、不发放头盔、疫情期间也没有额外补贴。“我加入时，他们发了一个价值20卢比的口罩，此外别无其他。”戈文说，“我妈妈特别担心，她让我千万不要去隔离区（有确诊病例的区域）送货，但我没有选择，接了单还得去送。”

戈文也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今年5月，班加罗尔有一名外卖骑手确诊为新冠阳性，并被媒体称为“潜在超级传播者”。戈文还没听说周围有人确诊，这让他暂时松了口气，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商家会提供消毒液，他每次取货时都会洗手，一天要洗几十次。

疫情期间，公司推出了“无接触配送”服务，戈文一般把东西交给保安、拍个照就可以点送达，这为他省了不少时间。

“运费一降再降，我们太难了”

戈文从小在班加罗尔长大，长年和来自南部各邦的移民打交道，通晓各邦的语言。顾客的肯定和信任让他感到满足——有一次，他跑腿送了一张面值为20万卢比的支票。

他也遇过不好对付的顾客。遇上着急的，会一直打电话催单，而为了避免差评，戈文也闯过红绿灯，还被交警抓过。“我已经交了1500卢比的罚款。”他说。按平台要求，如果顾客因为等不及取消了订单，他就相当于白跑一趟；要是评分低于3颗星，他将会被强制暂停一周工作，损失比罚款大得多。

在平台系统的算法面前，他没有任何议价能力。严格来说，他和Dunzo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只在注册APP时同意过一份服务协议。

从超市取到外卖订单的Dunzo骑手

这意味着，虽然他可以随时下线，但不接单就没有任何收入，而在线等待订单的时间是无偿的。“完成订单后我们会有空闲时间，但也没法做其他兼职，因为只要下一单来了就得立马去送，延迟或者主动取消会被罚款100卢比。”戈文说。疫情期间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失业青年加入到骑手行列中，导致僧多粥少，“基本上一小时才能接一单”。

英迪拉纳加区的一个街角是各大平台骑手休息的据点，这里开着一家窗明几净的咖啡店，骑手们只有取餐时才会进去。咖啡店对面是一辆卖盒饭的手推车，骑手们花50卢比（约4.6元人民币）就可以解决一顿午餐。休息间隙，大家三三两两聊着天，有人撩起另一位骑手的T恤，帮他在后背喷上缓解腰疼的喷雾。

最让戈文担心的是，公司可以根据营收情况单方面降低运费。他加入Dunzo前每单的基础运费是27卢比，现在降到了22卢比，接着还要降到15卢比左右，“我真希望他们不要降价，那对我们来说太难了”。

封城期间，戈文从市中心送了一包烟到20公里开外的东南角郊区，顾客为这一单付了258卢比的运费，但他最终只拿到95卢比，连汽油钱都不够。

外卖骑手在多地举行罢工

不仅是Dunzo，印度外卖市场的两大巨头Zomato和Swiggy也在调整订单价格。虽然外卖平台在疫情期间仍在运行，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下行的系统性冲击：餐馆倒闭、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减少、外食需求降低，外卖平台的收入也随之缩水。

班加罗尔街头的Swiggy骑手

据当地媒体报道，封城初期，Zomato和Swiggy的订单数量遭遇断崖式下跌，减少了60％-70%；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裁员，Swiggy共裁员1450人，Zomato也裁员约600人。Swiggy的中央厨房项目遇冷，整体送餐业务还没恢复到疫情前一半的水平。

在商家门口等餐的Zomato骑手

骑手们也难以幸免。在金奈的Swiggy外卖骑手维杰（化名）告诉《凤凰周刊》，之前他每单的基础运费是35卢比（约3.2元人民币），调整后降到25卢比（约2.3元人民币）；远距离订单以前每3公里增加4卢比，现在改为每4公里增加4卢比。这让他的整体收入降到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补贴和其他费用也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调，但用户支付的运费却提高了。“他们宣布之后两天就实施了，没有给我们消化的余地。”维杰说。

这激怒了骑手们，一些人选择罢工抗议。自8月起，在首都新德里、东边的旧都加尔各答、南部的港口城市金奈及海得拉巴，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罢工抗议。对新德里的骑手来说，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二次降薪；海得拉巴有约3000名外卖骑手参与罢工，称基础运费从35卢比降到了15卢比，削减了一半以上。

汽油价格的上涨和订单的减少，让骑手们雪上加霜。据维杰说，面对罢工，Swiggy没有给出任何承诺，甚至还在金奈收集了罢工参与者的信息，直接屏蔽了一些骑手的账号。

“公司正试图通过分裂工人们来破坏罢工：一群人被给予了一些补贴，就回去继续跑单了；另一群人的账号被屏蔽，酬劳也暂停发放。”印度数字运输劳工联合会总书记萨劳丁（Shaikh Salauddin）在接受印度媒体Newsclick采访时说。

一年前，37岁的维杰从泰米尔纳德邦的塞勒姆县（Salem）来到340公里之外的首府金奈。在那之前，他是一名会计师，有着不错的收入。但莫迪政府在2016年11月宣布“废钞令”（废除当时流通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后，他的工作受到严重冲击，生活开始捉襟见肘。

为了养家糊口，维杰选择加入Swiggy送外卖。他花了两天时间学习如何操作APP、怎样和顾客交流、安全驾驶须知等。不过，塞勒姆是一个仅有110万人的小镇，他每周只能挣到5000卢比（约460元人民币），于是他来到了金奈，把妻子和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留在了老家。

在金奈，维杰和另一个也在Swiggy送餐的朋友租了一间一居室，每月分摊5500卢比（约506元人民币）的房租。两人每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了，为一天的工作准备食物，接着做好防护、出门跑单。疫情期间，Swiggy仅仅给他们发过口罩，连雨衣都需要自己购买。

金奈一直是印度的疫情重灾区，目前确诊病例超过15万例。“家里人都知道我的工作环境，但我不会和他们过多讨论，免得他们担心。”维杰说。

“零工经济”的印度难题

戈文和维杰是印度300万“零工”中的一分子。这个数字和印度5亿劳动力相比微不足道，但据印度贝内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巴尼克（Nilanjan Banik）估计，56%的新就业机会正是由“零工经济”（Gig Economy）驱动的。

外卖骑手等科技零工，正成为年轻一代印度人的主流职业选择。一个重要背景是，印度拥有仅次于中国的劳动人口体量——15-64岁的人群达到8亿-9亿，但未能创造充分的工作机会来释放其人口红利。

在路边等单的骑手们

印度国家抽样调查局（NSSO）2019年的劳动力调查显示，15岁以上能够工作的人群当中，有49.8%的人没有工作。疫情加重了这一趋势。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发布的月度失业数据，印度今年8月的失业率高达8.35%，城市失业率攀升至9.83％。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就面临失业。“政府在‘印度制造’倡议下提供的工作，更多专注于低技能、可以很快被雇用的蓝领工作。”纽约大学AI Now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拉瓦尔认为，政府并未给城市居民和来城市谋生的移民提供工作，这一缺口正好被科技公司提供的零工岗位所填补。

拉瓦尔自2014年起就开始研究印度零工经济，去年还为她的博士论文做了相关田野调查。她告诉《凤凰周刊》，零工经济可以很快雇用工人，“有一技之长就可以，不需要学位，男性的工作往往基于其驾驶技能”。

拉瓦尔发现，印度零工经济呈现出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图景。究其原因，印度有八成以上劳动力本来就从事传统的日薪劳工工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劳工保护体系。

这一情况下，互联网平台创造的科技零工岗位颇具吸引力。“在传统印度社会，体力劳动者不受尊重，因为他们往往属于特定种姓。”她说，这些社区的资源和工作机会有限，而当他们成为科技零工、穿上公司制服之后，反倒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护。

换句话说，零工为印度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比如穆斯林、低种姓和来自某些特殊地区的人。拉瓦尔说，传统的就业市场更依赖熟人推荐，科技零工则不需要人脉关系。

只不过，传统就业市场上的劳动剥削和劳资关系失衡也存在于零工经济中。

拉瓦尔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劳工们与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没有签署合同，而被称为“交付伙伴”，自愿通过平台来提供服务，双方都可以单方面解除这种“伙伴”关系。例如，骑手可以随时下线。

但实际上，骑手们往往没有选择。“如果你想赚到基本的生活所需，至少需要工作10-12个小时。”拉瓦尔说，甚至有外卖骑手告诉她，自己在高峰期下线后，经理又会打电话要求他上线，就算提前1分钟下线，也会失去当日的补贴。

另外，在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大都市，骑手们还经常会受到警察的骚扰——工人们往往愿意付出小额的罚款或者贿赂，来换取达标后的补贴。“老实说，这些工人过的都是‘从口到手’的生活，所以公不公平、会不会伤害身体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重要的是如何付得起这一周的账单。”拉瓦尔说。

因为缺乏有力的劳工保护体系，劳工剥削在印度几乎无所不在。据拉瓦尔说，即使是政府雇用的ASHA（基层医疗保健人员），也出现过工资被延发的情况。“不幸的是，这些劳工因零工经济受益的同时，其实也被利用了，这些平台公司几乎不用负任何责任。”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最近印度劳动部和议会正在讨论，要求雇用零工的科技平台将年度营业额的1%-2%用于零工的社会保险支出，零工将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并列成为“无组织部门”的一部分。

但劳工本人在这场博弈中仍是处于劣势的。拉瓦尔说，目前看来，劳工自行组织的抗议活动效果有很大随机性，取决于是否能够触达立法者，或者看这部分劳工是否是当地政党的重要票仓。“抗议发生后，平台公司可能会做出灭火性补救，但最终会发现没什么用。”她说，“公司若想做出调整，只需要在算法上进行改变，工人们甚至不会发现。”

维杰没有参与金奈举行的罢工抗议活动，因为“不想惹上麻烦”。他也一再重复说，不要暴露他的身份。“来订单了。”挂了电话，维杰又将要忙到午夜，睡五个小时，再骑上他的摩托车驶进金奈的晨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