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学没“钱途”?她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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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两名女性刷爆朋友圈。
她们,一个是高考676分、全省排名第四的的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因报考北大考古系引发争议。
另一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当樊锦诗知道,女孩是因为受到自己影响,才决定报考考古专业时,她亲自给钟芳蓉回了信:“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在这一老一少两名女性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我为钟芳蓉开心,因为她选择了自己真心热爱的专业,也因为她成了北大考古系的“团宠”小师妹;
更因为她从此多了樊锦诗这样的良师益友。
樊锦诗不止一次提到,会对钟芳蓉的成长保持关心和关注。
我想不出,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孩子来讲,还有什么,比遇到专业领域内最优秀的老师更幸福。
之前,有很多人劝钟芳蓉:家境不好就不要报冷门专业,选一个将来挣钱多的,最实际。
但这种“务实”论调,跟樊锦诗短短一句“不忘初心,坚持理想”相比,只剩庸俗。
毕竟,樊锦诗用自己的大半辈子,践行了这八个字。
樊锦诗送给钟芳蓉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我也读过。
毫不夸张地说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敦煌梦。
而樊锦诗的名字,早已跟敦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
魂牵敦煌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平,在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搬去了上海。
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虽是个理科男,但非常热爱传统古典文化。
没事儿就教孩子们写书法、读古文,到博物馆看展览。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熏陶,也许是天生就对文物充满热情。
当年的樊锦诗,有着跟钟芳蓉一样的瑰丽梦想。
相信许多人都还记得小学课本中有一篇描写敦煌壁画的课文,斑驳的墙上那位反弹琵琶的唐代飞仙,是否也曾飞入过你的梦中?
樊锦诗的敦煌梦也是从这篇课文开始的,从少年时代起,敦煌就成为了她心目中最为绚烂神秘的一个梦。
高中毕业的时候,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还是北大。
学霸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进北大考古系!
她如愿以偿了。
在下个月,钟同学或许也将坐上开往北京的高铁。
正如62年前,20岁的樊锦诗乘着绿皮车来到首都,站在了北大的校门前。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的学习氛围空前浓厚,那时候的考古系可以用风云际会来形容,这里云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
樊锦诗得以在此“贪婪”地汲取知识,也深深被老师对待考古学的那份热情与严谨所打动,更加坚定了从事考古事业的决心。
第一次与梦中的敦煌相遇,是在1962年的毕业实习。
那一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款项,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
时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意识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绝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专业人员的介入,他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
很幸运地,樊锦诗被选中了。
在漫长的火车旅程当中,樊锦诗想到即将亲眼目睹敦煌之美,不禁心潮澎湃。
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一定是个充满艺术气息、气派十足的地方。
可一下车,她就傻眼了。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看上去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
然而,这并不妨碍敦煌带给樊锦诗的巨大震撼。
整整一个星期,前辈史苇湘先生带领他们几个实习生,攀援在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讲解。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几千年的盛景一一在樊锦诗的眼前浮现,她完全沉浸在了这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宏伟艺术中。
身处其间,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只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笔记不够写。
可惜,实习中途樊锦诗就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不得不提前离开,回到上海的家中休养。
她心中满怀遗憾,料想和敦煌的缘分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殊不知,一切还未开始。
圆梦敦煌
毕业分配时,樊锦诗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被分到了敦煌。
据说,那位男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嚎啕大哭。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前往大西北吃苦遭罪。
而对樊锦诗来说,这个消息虽然来得很意外,不过她想:也许冥冥中,是命运要她以这样的方式,来补偿考古实习未完成的遗憾。
在离校前,北大历史考古系主任,也是当时考古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突然将樊锦诗叫到了办公室,他慈祥地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可是重要的事情啊。”
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咛,使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她分配到敦煌,原来是赋予了她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要完成对敦煌的考古研究。
于是,带着无穷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樊锦诗第二次坐上了前往敦煌的火车。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 研究所大多数人都住在土坯房里。
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
周边一眼望去,尽是滚滚黄沙,每天的饭菜就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樊锦诗还曾因营养不良晕倒在办公室。
粗犷艰辛的西北生活,使这位 “南国女儿”不再娇柔脆弱,她收起姐姐送给自己的镜子,剪去一头长发,全身心地扑到研究工作上来。
时间久了,哪怕半夜老鼠掉在枕头上,她也可以一脸淡定地掸掸土,继续睡。
可要说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动摇过离开大西北的念头,那也是假话。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樊锦诗说: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
可是第二天,只要她再次走进石窟,这样的想法就完全消失了。
也许,只有真正吃得了苦的人,才能尽情领略敦煌的精深与细腻。
正如塞万提斯所写: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泞,负担那负担不了的风雨,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晨星。
这就是敦煌,也是梦想的魅力。它的光芒,闪耀得足以使人忘却孤独与艰辛。
吾心归处是敦煌
在走出苏秉琦先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年轻的樊锦诗忐忑不安,她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她不会想到自己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更不会想到,苏先生交代的这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她历经了整整四十年,才交上了一份答卷。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也是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
直到2011年,在团队和多学科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终于出版了。
那个走出办公室的姑娘,也不敢想象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而且,一干,就是十九年。
从1998到2017,院长樊锦诗为敦煌所做的贡献,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主持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与美国盖蒂研究所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建立石窟壁画科学保护体系、完成石窟数字化档案建设.....
从前,由于文物的失落,考古界总说“敦煌学在海外”。
如今,凭借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敦煌学又回到了祖国。
而樊锦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
如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儒雅老者。
距离她第一次来到敦煌,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回望自己的一生,樊锦诗为了敦煌,舍弃了太多:城市的安逸、与爱人的相守、陪伴孩子的成长、报答父母的恩情…
但对她而言,与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比起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
如今,鞠躬尽瘁奉献了一生的她,可以站在莫高窟面前,毫无愧色地说一句“吾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说:
我总想,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从北区一路看过来,十六国、唐代、西夏、元代……现在还能看到一堆堆枯骨在那里,多少历史的过客!
也许,这才是考古最大的魅力:挖掘尘封于昨日的风采,留下属于今天考古人的汗水,再为明天的人,留下更加完善的文化记忆。
回望敦煌的发展史,无数考古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们炽热的人生,都献给了不朽的敦煌艺术。
也许,将敦煌视为梦想的湖南女孩钟芳蓉,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员,也能近距离地触摸历史的温度。
毕竟,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那样: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看到这里,你知道那个全省第4名的女孩,为何坚持要去北大考古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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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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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星河滚烫,书中自有理想,重度文字爱好者。十点读书签约作者。公众号:怪怪读书。本文首发十点读书(ID:duhaoshu),超3000万人订阅的国民读书大号,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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