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老百姓而言，对1986年的印象，是从一部电视剧开始的。
那一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是2月9号，晚上，很多家庭都围坐在电视机前，把频道调到了“中央一套”，静静等候——在几秒惊涛拍岸的画面后，一只猴子忽然从爆裂的石头中蹦了出来，然后响起了那时候听起来还颇为新潮的电子配乐片头曲。
在前两年试播了几集之后，央视版的《西游记》终于在1986年的春节正式与观众见面，从第一集《猴王初问世》开始，一口气播放了11集——那时候，一共也只拍完了11集。这部由杨洁导演，六小龄童、徐少华、迟重瑞等演员主演的电视剧，被称为“86版西游记”。尽管那些特效画面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堪称“粗糙”，但在当时却迷倒了全中国的少年儿童乃至成人观众（大家后来才知道，整个《西游记》摄制剧组只有一台老式的300P摄像机），成为几代人眼中无法超越的经典，百看不厌。这部电视剧由此也创造了一系列惊人的纪录，比如收视率曾经达到过89.4%，比如迄今为止已经重播过3000多次。《西游记》在全国的热播，无疑也大大鼓舞了另一个正在封闭拍摄的剧组。5月2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了北京南菜园西街的“大观园”——一座专门为拍一部电视剧而搭建的园林建筑，参观了《红楼梦》剧组的拍摄现场，并和主要演员合影留念。
《红楼梦》这部电视剧，从1979年开始有人提议要拍，到1983年3月6日开始写剧本，到1984年3月完成二稿，再到无数的专家给出意见，修改，直到1986年1月才最终定稿，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在开拍之前，剧组在北京圆明园举办了两期红楼梦剧组演员学习班，参与拍摄的演员，都要集中研究原著，分析角色，还要学习琴棋书画，增强艺术修养。
对现在那些只需要两、三个月就能完成一部30集电视剧拍摄的剧组而言，他们可能会有些难以理解那些前辈们的“精雕细琢”。事实上，在拍摄技术进步和拍摄流程更专业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当时的这些剧组，尤其是拍摄“古典四大名著”的剧组，从导演到演员到工作人员，确实是有一种“使命感”的：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拍好，演好，传承好。
这种使命感源自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豪，也体现了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当时间进入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加速提升大家的物质文明指数，但与此同时，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开始出现增长。
这种增长的精神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向的。
这一年的5月9日，在中国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1986国际和平年”的纪念演唱会。一个留着长发的25岁青年登上了舞台，抱着一把吉他，略带腼腆。但他一开口唱就震惊了全场，乃至全国：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
在此之前，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字正腔圆的美声唱法，嗓音甜美的民族唱法，也开始接触到了柔肠百转的流行唱法，却第一次听到这样一种真诚又高亢的嘶吼。
那是一个奋进的时代，也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在中国打开国门，经历剧烈社会转型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兴奋、憧憬和忙碌时需要传统优雅的音乐作品来舒缓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们也需要在青年时代常有的迷惘中，找到一种宣泄能量的出口。
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里程碑——从这一刻开始，摇滚音乐开始慢慢被中国的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
如果要说激情，那么1986年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也留下了很多回忆。
自1982年第一次正式转播世界杯后（1978年世界杯转播了两场），中央电视台在1986年再一次转播了第13届世界杯——墨西哥世界杯。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堪称中国资格最老的一批球迷，兴奋地围坐在那个小小的电视机前，听着宋世雄老师清脆高昂的解说，激烈讨论着各支国家队的风格、技术和打法，那一个个世界级球星的名字，如同他们少年时报梁山泊108将那般被熟练地报出：普拉蒂尼、马特乌斯、莱茵克尔……当然，还有伟大的马拉多纳。
在那场被称为“世纪之战”的1/4决赛中，“球王”用“上帝之手”隐蔽地将球敲进了英格兰队大门。那个小动作难免让人议论纷纷，但除去这颗争议进球外，大家都公认，马拉多纳在这场比赛中的另一个进球却是无可挑剔的封神之作——从中场带球连过对方五人后破门得分。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队2比1淘汰了英格兰队，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
这批从那时候就开始看世界杯转播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的“初代”球迷，他们在之后的每一届世界杯上都会重复自己心中最大的期望：何时能看到自己国家男足登场的身影？他们的这个愿望直到16年后才会实现，但在1986年，除了中国男足，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不少体育赛场上已经可以让国内的体育迷们扬眉吐气了。那一年的9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排以8战8胜的成绩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五连冠”从此成了中国女排的一个代名词，而“中国女排”这四个字也超越了体育本身，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只是，那一年的“五连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成了中国女排可望而不可即的巅峰，之后的中国女排开始进入低谷，直到18年后才开始迎来第二次涅槃重生。
这一年，第十届亚运会在韩国的汉城（今首尔）开幕。自1982年在新德里亚运会超越日本成为亚洲“体坛霸主”之后，中国代表团在这届奥运会上遭遇了东道主韩国代表团的“强力挑战”——直到亚运会闭幕前一天，两个国家的金牌总数都是93枚。最终，中国队在男子4X100米接力中夺得金牌，才以1枚金牌的优势力压韩国代表团获得金牌榜第一——这也是韩国历史上在亚运会获得金牌数最接近中国的一次，之后他们每届获得的金牌数都在中国的一半左右。在那届亚运会上，无数中国观众再一次为一个帅气的体操小伙欢呼。这位23岁的体操运动员叫李宁，他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独得3金1银2铜，在这届亚运会上又包揽了个人全能、自由操和吊环三枚金牌。
在冠军领奖台上，李宁笑得非常灿烂，而电视机前的很多中国观众也都由衷为他欢呼鼓掌。李宁应该不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那些为他欢呼的观众中，就会有一些人愤怒地给他寄去剪刀或绳子，劝他“自杀以谢国民”。
1986年，中国人民开始要适应一种新的“过日子”的方式。
从这一年的4月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通知”：每年从四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北京时间凌晨2时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将表针由2时拨至3时；到九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即将表针由2时拨至1时。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施行“夏令时”。“夏令时”制度的实施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在高纬度地区可以减少照明设施的使用时间，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但在低纬度地区，这样的方式却作用不大，甚至会有造成时间概念混乱的隐患。
所以，这个制度在中国后来其实也就施行了六年，到1991年就停止了。但这种看上去比较“新奇”的制度，给人以一种奇妙的“科技感”——仿佛人类有了控制时间的能力。
“科技”这个词，是中国人在那些年里最憧憬、最崇拜的一个词。
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尽管要把这个“生产力”上升为“第一生产力”，还要等到1988年。但在1986年，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科技兴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一年的3月3日，由中国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人联合提出的一份计划，被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面前。在这份报告中，这四位科学家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
根据这份计划，中央形成了一个报告，全名叫做《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但它的简称更有名，叫做“863计划”。中国从上到下，“重视科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也在开始慢慢收获成果。
这一年的2月1日，一枚“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将一颗“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枚卫星的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人从此告别了只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开始了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通信卫星的时代。
换句话说，这标志着中国人已经全面掌握了运载火箭的技术。
但这一年，中国科学界也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7月29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国防部长张爱萍给这位“两弹元勋”做了一副挽联，其中写道：
1986年对世界天文学界而言，也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这一年的4月11日前后，每76年才环绕太阳系一次的哈雷彗星，来到了距离地球大约只有6300万公里的位置——那是它能到达的离地球最近的位置。
作为地球人类首颗有记录的周期彗星，哈雷彗星在人类的历史一直是“轻轻的我走了，总是能留下一片衣袖”：有记录显示，中国人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共对这颗彗星留下了29次记录，完全符合它的运行周期。
哈雷彗星的的光临，让人类拥有了每76年才会有一次的近距离观测和研究的机会，而就人类的科技文明发展而言，1986年是一个无法忘怀的年份。这一年的1月28日上午11点39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搭载着7名航天员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点火升空——73秒后，航天飞机忽然爆出了巨大的火焰，瞬间变得四分五裂。远在发射中心6公里外的观众看台上，1000多名受邀前来观看的观众被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甚至有一位观众对着那团烟花赞叹：但是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价值12亿美元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了，7名航天员无一幸存。
通过后来专门成立的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发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问题，最终出在右侧固态火箭推进器上面的一个O形环上。全世界各国都对这场悲剧感到悲伤，因为那是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史上的共同悲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破天荒地将事故新闻放到了头版醒目位置，并且还配了两张照片，这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当时处理头版消息的解放日报夜班编辑陈振平后来谈及此事时回忆：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苏联普里皮亚季市邻近的一家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这场爆炸让全世界都记住了那座电厂——那是一座核电厂，名字叫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这场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所释放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而由原子炉熔毁而漏出的辐射尘，一直飘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瑞典，有20多个欧洲国家上空都漂浮着辐射尘。在这场灾难中，人们记住了数万名先后去爆炸现场救火和清理的苏联消防队员、矿工、军人们，他们穿着简陋的防护服，抱着“必死”的信念飞蛾扑火一般前仆后继。同时，人们也记住了在事故发生后处理失当的苏联当地政府部门。
1986年5月3日，在东德边界，人们在清理一辆由波兰开过来的轿车，它被怀疑已经沾染了辐射粉尘
这场灾难给苏联带来的不仅仅是信誉和民心上的损失，也包括经济上的：损失统计预估为2000亿美元，是人类史上最昂贵的一场灾难。
1986年的4月21日，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了一批特别的客人。这批客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香港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在那次见面中，邓小平向他们介绍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当时的“船王”包玉刚还有另外一个职务：《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在听完邓小平的阐述后，包玉刚表示：“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繁荣和稳定，永远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词，互为基础，互为因果。那一年，中国的GDP为10275.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9%，总量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15。虽然8.9%已经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但还是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的关注：这是继1983、1984、1985年这三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首次跌破两位数。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慢慢有进入“深水区”的趋势，各种经济的问题也开始慢慢开始暴露出来。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人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魄力，耐心与决心。1986年8月3日，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一个消息被发布：已经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资产2/3的沈阳防爆器械厂，在经过一年期限的“破产警戒通告”和重整拯救无效后，宣布破产倒闭，企业拥有的价值30.2万元的固定资产，全部用来偿还债务。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消息，在当时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
在厂里宣布破产的大会上，台上的“破产厂长”石永阶哭了，他觉得不公平，台下的很多职工也哭了，也觉得不公平。在工厂门口，工人们挂起了白色花圈，纪念他们厂被永远载入史册——并不是以他们希望的那种方式：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好的企业要受到奖励，那经营不善的企业呢？这个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对中国的国企改革而言是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对全世界也是一个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日本广播电视公司驻北京记者当时发回报道的标题是这样的：“一个在西方并不罕见的现象……这一回，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底特律或里昂或曼彻斯特，而是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的沈阳。这一年的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三天之后，国务院又出台了一份文件：《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这份文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在这一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并承诺会用法律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但这一年，中国人渴望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最瞩目事件，发生在7月。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关贸总协定”的正式称呼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于1948年1月1日开始适用。中国原本就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被排除在外。很多人当时也不会想到，1986年的这一次申请，仅仅只是一个开头。在此之后，这个被中国人称为“复关谈判”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十五年，其中多少曲折，多少艰辛，直到15年后才最终圆梦——那个时候，“复关”已经变成了“入世”。与世界经济接轨，是1986年中国人表达出的一个强烈愿望。而在那时候，世界经济也在寻找下一个发动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威力巨大的助推器，应该是“互联网”。
北京时间1986年8月25日11点11分24秒，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有一个叫吴为民的研究员，在北京710所的一台IBM-PC机上，通过卫星链接，远程登录到日内瓦CERN一台机器VXCRNA王淑琴的账户上，向位于日内瓦的Steinberger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封电子邮件要比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要早上整整一年的时间：
1987年9月20日，在德国学者的帮助下，王运丰教授和李澄炯博士等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向德国发了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在1986年，没人会想到才稚嫩起步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未来会在全世界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些将来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人，在那一年大多都还是学生：那一年，广东省省重点深圳中学有一个转学过来两年的中学生，学习很用功，名字叫马化腾；那一年，浙江省省重点奉化中学有一个读高一的中学生，已经自己组装了一台六管收音机，名字叫丁磊；那一年，山西省省重点阳泉一中有一个学习成绩优秀、酷爱编程的高中生，名字叫李彦宏；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有一个大四学生毕业了，成功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准备赴美留学，他的名字叫张朝阳，与这些重点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相比，1986年还有一个大二的学生也开始在学校展露头角——只不过他原先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就读的学校也并非一流重点。他曾连续三次参加高考，总分都没有到线，但第三次高考因为英语成绩出色，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录取。这位成绩一般，相貌一般的大学生，在学校里读书非常刻苦，并且在这一年带着外语系学生会文艺骨干排练了一出话剧，叫《故去的亲人》，在学校汇演中大获成功。
等待这批年轻人的，是中国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当然，还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1986年5月3日，一架机号为B-198的波音货机忽然降落到广州白云机场。这不是中国大陆的飞机，而是由曼谷飞来的中国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当飞机在跑道上停稳之后，机长王锡爵打开机舱门走了下来，公开表示：与王锡爵一起的，还有一名副驾驶和一名机械师，另外货舱里还有100吨货物。当晚，王锡爵受到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和省长叶选平的接见。也就是在当天，中国大陆以民航局的名义致电中华航空公司，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协商有关人、机、货的处理。台湾方面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或国际红十字会与大陆交涉，遭到拒绝，大陆给出的理由是“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3日，觉得没有理由再拒绝的台湾方面派人在香港与大陆方面的人员商谈。大陆方面的态度是：除了强烈要求在大陆定居的王锡爵外，其他的人、机、物全都归还给台湾。
这个解决办法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一位台湾老兵的文章：“30多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各省人士，自愿或被迫地随国民党来台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骨肉分离！……谁无父母子女？谁无兄弟姐妹？从少年步入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这样的等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难道只有用这种非正常方式，才能和亲人见上一面吗？”
1986年的“华航事件”确实触动了台湾当局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当年跟随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渐入垂暮之年，他们的思乡情绪日积月累，急切盼望能回大陆与亲人团聚。王锡爵之所以要驾机前往大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陪伴已经高龄的父亲。台湾的“立法委员”谢学贤对此专门向台湾“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出现这个事件，是台湾当局禁止民众回大陆故乡探亲造成的恶果。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思乡思亲情切，基于人道立场，应考虑准许他们回乡探亲。”而台湾党政内部以及台湾舆论也纷纷质疑“三不”政策，提出应该允许老兵回家探亲。
在这一年的10月12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迎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访问中国。在1984年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中英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各项合作全面展开，而英国女王也在两年之后到访中国。
伊丽莎白二世访华的阵仗成为了当时全世界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烟瘾极大的邓小平一般在会见客人时是香烟不断的，但因为知道女王不吸烟，在整个会见宴请期间，邓小平居然忍着一支烟也没吸。女王在访问后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提到：“但愿未吸一支烟没有使您太难受！实际上我们不会介意的，但我们仍感谢您的好意。”
就在接待女王到访的一个月后，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代表团和葡萄牙代表团开始了首轮会谈——关于澳门的回归问题。和平与统一，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两个目标。对于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统一”的诉求，但“和平”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认知。
1986年的世界局势，虽然“冷战”依旧，“两伊战争”的炮火还未停歇，但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只是“暗流”从来没有停止过涌动。这一年的2月28日，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被凶手枪杀，震惊世界。为了找到凶手，瑞典政府一度将悬赏金额提高到500万克朗，但却始终却没有查出任何结果。作为瑞典最著名的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一度让努力在国际事务中恪守中立态度的瑞典国会非常头疼：他曾严厉谴责过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曾和越南驻瑞典大使一起上街，强烈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
1986年，一部美国的战争片横空出世，风靡全球。这部叫《野战排》的电影后来囊括了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响奖这4项奥斯卡大奖。它通过对越战战争场面的逼真描绘和对美国参战士兵的人性挖掘，让观众深深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不要再有战争”，不光是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其实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但世界的局势发展有时确实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另一项诉求成为最迫切和最渴望的第一诉求时，“战争”往往也会被一些人拿上牌桌当做筹码。1986年，有一个23岁的意大利裔美国小伙子从西点军校毕业了，他随后就参加了陆军。和当时一些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小伙子们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打击一切在他们看来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敌人。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42岁的德裔美国商人完成了一笔漂亮的买卖：他只花了75万美元，用了4个月就修复了纽约中央公园著名的沃尔曼溜冰场——在此之前，纽约市政府花费了6年耗费了2000万美元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曾就读于纽约军事学院，但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少军事天赋，与之相比，他更愿意享受在谈判桌上与人讨价还价以及用各自的筹码相互博弈的快感。
当然，在1986年，世界总体还是处于一片祥和的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此时的美国根据其战略利益，做出了和平的姿态。这一年的10月11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一幢小房子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友好的会晤。
这一年的11月5日，在中国的青岛，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莱昂斯上将率领3艘美国军舰抵达，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这是历史上美国军舰第一次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说起来，在这一年的年初，也是中国人民海军自组建以来第一次完成出国访问。由132号导弹驱逐舰和X615油水综合补给舰组成的友好访问编队，在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率领下，应邀赴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三国访问，途经5个海区，穿越7个海峡，总航程1万多海里，历时65天。
正如大海里的一朵朵浪花一样，1986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千万朵浪花汇聚在一起，再配上一条拉长的时间轴，才能真正看清历史潮水的涌动方向。
来源：馒头说（id：mantoutalk）
编辑：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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