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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疫情，为什么德国和英国采取“温和延缓”策略？因为西方“体制无需负责”

百家作者：创业邦 2020-03-15 15:13:14

邦哥推荐：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揭开了很多西方国家脸上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的真相。不要对别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学不了中国的动员抗疫，中国也学不了西方的体制，学不来的。

来源 | 西西弗评论

作者 | 西西弗评论J

昨天，英国政府的新冠肺炎应对策略让国人大跌眼镜。做为历史悠久的前世界霸主，现代公共卫生的发祥地，制定的新冠肺炎的应对策略是不做严格的隔离（Containment)，不管无症轻症患者，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重症患者的救治。如果控制不住，最终会感染很大比例的人口，变成群体免疫 (herd immunity) 。

请大家注意，有些公众号文章夸张了英国政府的意思。不是主动去传播病毒，搞群体免疫，而是目前的温和延缓策略，很可能最后会是一个大面积感染，变成群体免疫的结果。和CNBC那个疯狂主持人说的全民感染不是一回事儿。

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就为政府抗击新冠病毒的方法进行了辩护。瓦兰斯认为，政府的方法是为了减缓疫情向峰值攀顶的坡度，并使人群中的免疫力得到增强。

“我们的目标是努力降低峰值，减缓疫情蔓延的速度，而不是完全抑制它。而且，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得了轻微的疾病就能建立某种群体免疫力，更多的人就会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瓦斯兰说，“（这样）我们就能减少传播，同时我们能保护那些在这种疾病面前最脆弱的人。这些是我们需要做的关键事情。”

这个策略的本质是，认为新冠肺炎的蔓延是无法阻挡的，于是从最初的严防死守的“封堵模式”(Containment)改为“延缓模式）（Mitigation)。不幻想能消灭病毒，而是通过延后感染高峰期，压低疫情曲线，换来时间缓冲。争取让医疗资源能应对疫情，不至于被压得完全崩溃。

同时，英国首相也承认，这个应对方式会有很多人去世，会有很多人失去自己的亲人。

这张图可能很多读者都看过啦，这个策略（Community Mitigation）是用来应对流感的典型办法。

德国有很大概率也会采用类似的方式应对。默克尔说，要做好德国总人口60-70%被感染的准备。

国人们看到这个，可能无法想象，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能做出如此难以想象的应对策略，对人民的健康的生命如此不负责。德国8000万人口，就算30%感染，就是2400万。10%-15%的重症，就是240-360万重症，如果重症10%死亡，就是24-36万的生命要随风而逝。

怎么能这么做呢？

然而，这并不奇怪。

我前面的疫情文章，曾经把新冠肺炎和流感做对比。很多读者骂，新冠肺炎怎么能等同于流感。当时我写了一个回复：“新冠肺炎当然不是流感，但如果你控制失败，将不得不把新冠肺炎当成流感来处理。”

这就是英国目前的策略。区别是，英国根本就没有试图全力控制（Containment)，直接就躺倒投降，直接就把新冠肺炎当成流感来处理了。

部分发达国家会采用这样的应对方式，我早有预测。

在2月4日，中国疫情的最高峰，那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一个虚构的疫情故事 - 纯属虚构》。假设一个更温和但传染力更高的疫情发生在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那篇文章的疫情就是这次新冠疫情，用的也是当时新冠病毒的数据。国家当时假设的是美国。但也可以应用在英国或中国上。当时对疫情的严重性还是估计的有点低。

对于这个策略的正确与否，结果会说明一切。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英国和德国的政府敢于采用这样的策略？

我相信如果中国政府采用这样的躺倒策略，舆论的怒火就会完全吞没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英国政府的胆量，来自于西方民主体制的最大优点：“体制无需为结果负责”。

丘吉尔有句话，民主一个是一个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那些已经被一次次尝试的政府形式之外。

这句话很多人认为是对民主的歌颂。但如果看这句话的上下文和背景，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句话是丘吉尔二战后被工党赶下台后，1947年在下议院的讲演中所说。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but there is the broad feeling in our country that the people should rule, continuously rule, and that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by all constitutional means, should shape, guide, and control the actions of Ministers who are their servants and not their masters.

简单翻译一下：

在这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人们已经尝试了许多形式的政府。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的或明智的。实际上，有人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人民尝试过的所有其他形式。但是，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应该统治，不断统治，并且以一切宪法手段表达的公共舆论应该塑造，指导和控制作为其仆人而不是主人的部长们的行动。

从上下文看，我并不认为这句本身是对民主的歌颂，是有人说，不是丘吉尔自己说。

我说的西方民主体制的最大优点：“体制无需为结果负责”。这个真的不是讽刺，我真的认为这个是西方民主的最大优点，我羡慕都来不及，不是讽刺。

西方民主，把体制和决策完全分开。政治家是民众选的，政治家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愚蠢决策，带来了什么可怕的后果，就是民众自己选的政治家。错了活该。体制本身不受任何挑战。有些更难判断影响巨大的两难决策，还有一个玩意儿叫 Referendum（全民公决），大家自己做决定。不光体制不用负责，政治家自己都不需要负责了，老百姓自己决定。

如果政治家犯了大错，民众选一个新的就行了，错误的结果是民众自己去承受。核心体制丝毫无损。

最早的民主体制，雅典，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西方人喜欢雅典，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自由民主的雅典，挑战军国主义寡头统治的斯巴达的战争。实则不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雅典的实力已经远大于斯巴达，初期也具有相当的优势。

斯巴达在战争前，是不愿意与雅典对抗的，而是在雅典不断扩张，压迫希腊其他城邦的过程中，不得不拿起武器。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霸权与斯巴达为首的反霸联盟的斗争。

雅典人之所以令人恐惧和憎恨，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相反，他们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公认领袖，是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开化和最富裕的一员。他们的令人恐惧，在于他们的强大，并毫不迟疑地运用权势去制订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他们的遭人憎恨，在于行事上专横跋扈，有时甚至是有意诉诸恐怖手段来震慑他人。哈哈，是不是有点像灯塔国。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拥有制海权，财富和公民人口都远大于斯巴达的雅典，本来具有相当的持久战优势。伯里克利反复提醒雅典民众：“只要这场战争还在继续，雅典就必须停止无度扩张。只要我们不陷入新的麻烦，就有理由对最终胜利保持信心。我怕的不是敌人的奸计，而是我们自己的贪婪愚蠢。”由于拥有制海权，雅典在战略上更主动，他们本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执政官们为了选票，靠讨好民众维系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政局逐渐滑向民粹主义的狂热气氛。相反，斯巴达人的政治决策似乎总显得缓慢笨拙，但但方针一经确立就会贯彻始终，具有极强的韧性。

远征西西里是雅典战败最主要的原因。细节不讲了，讲讲民主是如何做出一个无比荒谬的决策。

当时，政治家亚西比德为了个人私利煽动民众的好战情绪。远征的胜利会让个人得到名誉和权利；而失败，就会使整个雅典受到重大损失。政治家肯定考虑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他的对手尼西亚斯，缺乏威望和勇气，无法阻止议案的投票。他的策略是夸大远征的困难，要求天文数字的资源和兵力，希望以此吓住民众。没想到已经狂热的民众，欢呼着同意了天文数字的舰队、人力和资金的要求。

民主决策一旦形成，没有政治家有勇气推翻。一场和主战场完全无关，本来只是援救一个边远地区盟友的可有可无的军事行动，突然变成了押上雅典所有身家性命的豪赌。后面就紧跟着各种神操作。最终，雅典在西西里的惨败损失了200多艘战舰和5万大军。（雅典当时只有300艘战舰，全部男性公民也只有几万人）

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基本上就只能防守之力了，在一次海战中，雅典人以少胜多，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一些士兵落水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死者家属的声泪俱下的控诉又一次煽动了人民的怒火，公民大会就对“十将军委员会”中的八名将军进行审判，把其中的六人处死。从此雅典失去了有军事能力的将领，后面也就没有任何回天之力。

在制定正确的决策这方面，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优势。

民主的最大优势是，决策错了，负责的是全体人民，体制不需负责。当然，决策错了的苦果，也是所有人民一起咽下。

在2月初抗疫最困难的时候，我个人非常焦虑。我焦虑的不是抗疫的结果，失败了，其实也就是英国现在的应对而已。这个病毒是百年一遇的可怕病毒，我担心一旦控制不住病毒的蔓延，会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那时才是大灾难。

好在我们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能力确实太强了，最终还是控制了病毒的传播。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湖北和武汉人民，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每一个付出努力的人。

西方民主就不用担心这个。感染几千万，死几十万又怎么样？鲍里斯换成斯里鲍，特朗普换成普朗特，就翻篇了。民众自己去承受应对失误的苦果吧。

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代表是美国。但建立美国的“国父” 并不想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的定义是什么：

“a republic was any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sovereignty resided in the people, not in a separate ruling class or a king, and where the people were citizens and not merely subjects.”

共和国的主权在民，而不在一个国王或者一个分开的统治群体，人民是公民而不是物体。共和的底线是国家禁止权力的世袭继承方式。独裁统治，寡头统治，只要没有世袭，都可以说是共和国。

如果我们看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原理等早期美国独立制宪的文件，里面对美国政府的称呼多是”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华盛顿在就职演说中也是称美国是共和政府。

以下部分是对美国创立时，美国国父的言论摘录，会摘录一些其他文章和书籍的内容。

首先摘录《美利坚两百年改革实录》一书中的一段

完全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不是民主制国家，美国宪法里面也没有民主两个字。

美国国父们密商三个月，费尽心机创建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制度，其目的就是共和，而非民主。美国的“建国之父”宣称，他们致力于构建的是“共和政体”，却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这是为什么？在当时美国的上流社会里，“民主”这个词充满暴力色彩。所以制宪会议代表中有很多人对民主没有好感。而且大多都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他们制定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民主。正如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指出， “对群众的要求让步，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民主是一种疾病。”它给予包括分裂分子、敌对势力、邪教集团、野心家们执政、夺权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亚当斯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 “记住，民主从不久长。它很快就浪费、消耗和谋杀自己。以前从未有民主不自杀掉的。” “民主很快就会倒退到独裁。”

美国《独立宣言》签名人拉什说：“民主是恶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疯狗。”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民主是由欺骗、动乱和争斗组成的，通常在暴乱中短命。”“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执笔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费雪道：“民主是包藏着毁灭其自身的燃烧物的火山，其必将喷发并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权利来泛滥。”

《美国宪法》签字人和执笔人之一莫里斯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代表中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这些关于民主的言论，居然是灯塔国国父们所说的，大家是不是很惊奇。

对议会，他们的看法也很负面。《美国宪法原理》中，对议会的评价是：“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因为美国国父们看不上议会，设计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削弱议会权力，强调行政权力，总统集权。

强而有力，高度集权，是美国国父们在总统的权力设置时遵循的原则。他们强调，“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无不同意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这些关于集权有理的话，我们可能也很难想象是美国国父们说的吧。

面对反对派强烈批评总统权力太大，使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时，国父们客气地反击：“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正真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不就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吗的猫论吗？

美国的国父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已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所以他们主张，设计美国的新政体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已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自由于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

国父们还主张，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和训化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看到今天的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弊端，以及政治家迎合民主，对结果不负责的态度，当年美国的国父们的担忧，并非子虚乌有。

那些认为美国例外，美国制度就是完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到处输入美国制度的现代美国政治家们，当年美国的国父可没有你们这种制度自信。

美国的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正真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那些设计一套制度，用了200多年的美国国父们，应该比现在的两党政客更睿智一些吧。

让我们回到疫情本身。

英国和德国的应对方式的潜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比流感强大太多。

季节性流感，感染率大概是总人口的10%，其中的 1-1.5%属于需要住院的重症，重症中的5-10%会死亡。大概感染死亡率是千分之一。

新冠肺炎的传染性高于流感，需要住院的重症比例是10-15%，在医疗资源充足，救治及时的情况下，重症中的7-10%会死亡。死亡率是1-1.5%。如果医疗资源出现挤兑，救治不及时，重症死亡率可能高达30%以上，感染死亡率可能高达5%。（武汉和意大利的死亡率）

重症率和死亡率，新冠肺炎至少是流感的十倍。

如果真的一个国家30 - 50%的人口被感染，即使重症率只有10%，也会有3-5%的人口需要住院。对德国来说，就是240-300万人需要住院。中国新冠重症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0天，但这是包括轻症患者。湖北的平均住院时间是20天。我估计重症平均住院时间至少20天。240-300万人住院峰值的住院人数，至少是50万人量级。德国目前有45万张病床，全部用都不一定够，更何况新冠肺炎需要特殊的防治传染的病床。如果一旦出现医疗挤兑，意大利的高死亡率，很可能出现在其他国家。

如果控制不住，确实只能当流感处理。

但是，还是得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一下吧。直接躺倒佛系，有点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