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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蒋校长（jiangxiaozhang666）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只要同志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习近平
当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初步遏制，却在其它国家中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才更加意识到，湖北人、武汉人为抗疫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他们又在这场战斗中承受了多少痛苦、付出了多少牺牲。疫情对经济造成创伤，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尤其是对于湖北而言，疫情对省内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灾难。疫情在不远的将来终将会得到全面控制，恢复经济将成为一个更加长远且棘手的问题。在“后新冠时代”的湖北“经济反攻”，这一仗又该如何才能打好？
湖北省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41.8%和49.7%，全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9.0%和53.9%，可见湖北省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
▲ 湖北省一二三产业对GDP贡献权重
所以我们从第二产业入手，作为“经济反攻”的切入点。就是外贸出口额与国家（或者区域）生产总值的比值，这一数值越高表明这一国家或地区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2019年，湖北省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为3943.6亿元，相当于全省GDP总量的8.61%。同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约为32.5%，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省市的这一数字更是分别高达81.14%、89.23%、66.31%。正常情况下，制造业（第二产业）产品往往是外贸出口的主力，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与外贸依存度这两个数字应该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 2006年后，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下降，近年来稳定在30%左右
我国1980年外贸依存度为12.6%，1990年为30%，2000年上升到39.6%，到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63.9%，再后来主动走制造业升级（走中高端产品路线），这一数字开始逐年下滑，直到去年的33%左右。外贸依存度的走向与“中国改革开放工业起飞”，“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这三个进程是高度同步的。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史也是这个模式，外贸依存度先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但是湖北的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很“反常”，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很高（41.8%），但外贸依存度很低（8.61%）。问题出在哪里？说明湖北的大部分工业产品都是粗加工产品或中间品，无法直接出口。全省工业增加值权重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3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是汽车零部件），占22%；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0%。
▲ 湖北省高权重行业工业增加值占比情况（2017年）由此可见，湖北工业里的“扛把子”，确实是处于产业链中上游，价值链中低端，技术附加值较高的终端产业相对较弱。其工业产品往往只能作为原材料（或中间品）输送到其他省份，进行进一步生产加工。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但同时制造业更依赖于与其他省份之间的配合。这是我们对湖北第二产业的基本“诊断”。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湖北的经济复兴必须要靠省内的自救和外省的援助同步进行。如何应用手里的牌面做好全面复工，这是湖北疫情控制住之后的下一场硬仗。针对疫情后如何快速复元经济，已经有很多人支了很多招，比如降息退税，比如增加贷款、比如国家适当宽松等等，对第二产业而言，这当然都是有效的手段，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对于湖北而言，对于这个因为疫情遭到巨大重创，甚至是唯一重创的省份，她显然更需要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前文已经提到，湖北省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所以在复工之后，首先要解决工人缺口。
以武汉市作为湖北的缩影来看，武汉市常住人口1400万人，其中超过500万人为流动人口，根据节前人口流出地图显示，500万离汉人口中，除了湖北本省，其他三个主要目的地是河南、浙江、广东。在其他省疫情率先于湖北结束的前提下，曾经在武汉务工的外来人员，将会选择新的工作地点，等武汉及湖北展开全面复工之后，势必会出现大量的劳动人口短缺。这个缺，该怎么补上？临时再去“抓人过来”，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湖北省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开始应对。其他省份已经给出了“参考答案”：富士康郑州工厂开出5000元的开工奖金，吸引人们迅速返工；浙江为外地务工人员包专列/包飞机，帮助他们安全返工，还发放返工补贴。其他省份的这些方法，湖北不仅要“抄过去”，还要抄的更有力度。比如工厂设置更有吸引力的开工资金，承诺明年涨薪，以及停工期间工资照发（或者部分发放），最大程度的稳住人员。绝大多数工厂钱紧是必然的，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湖北省政府，以及国家的支持，放松贷款，加强补贴，减息降税等等纾困举措，在未开工之前就必须得用在实处，否则开工之后再上支持力度，发现人不够产能不足，又是一轮损失周期。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此次超过一个月的停产停工，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长期停工后的企业产线很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锈迟钝”。
所以在复工之后，在同步和协调之上一定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平时的年后复工，生产线响应速度块，市场倒逼强烈，生产工作逐步就会回到正轨。各个企业之间自己就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对于这次而言，政府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帮忙甚至是主导做好同步工作。
▲ 湖北省产业链传到短期影响
可能关键节点上一家企业复工出现问题，下游的关联企业都无法顺利生产，整个供应链就会出现停滞。一个口罩厂家需要聚丙烯原材料供应、需要挂耳带、鼻梁线、海绵套等配件同步，还需要包装、库房、物流的配合.....一个简单的口罩都涉及到这么多的生产环节，何况是其它工业产品了。
所以政府一定要拿出更强的统筹规划能力和行动力，包括厘清生产环节，确认紧前关系，协调生产工作等，尽最大可能的保障复工生产效率。
最后，其他省份地区的合作企业及机构，一定要做好支援和帮助。在抗击疫情中，中国的企业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棒了，捐钱捐物捐人。在经济“康复”的过程中，湖北仍然需要他们的帮助。
▲ 武汉市GDP占全省总量38%，支援湖北，就要先撑住武汉比如，在寻找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商时，在条件和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优先选择湖北的厂家合作。在约定交货时间时，尽量给他们多留出一些时间，如果真的出现违约，是不是可以不收或者少收违约金。在和湖北企业合作时，尽可能的提高首付款比例，对方交货后，第一时间支付尾款，此时的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这不是对企业做出“道德绑架”，而是希望有能力的企业继续承担起责任、做好表率。至于力度有多大，能做多少事情，还需要各地政府牵头组织，并做好统筹工作，本质上，这仍然属于“对口援助”的一部分。和第二产业相比，湖北的第三产业占比其实相对更高，增加值占GDP总量的49.7%，接近一半。必须要营业开工，必须要消费，甚至是要适度的“报复性消费”。我的消费就是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在他那里继续消费，有消费，这钱就活起来了。对于湖北人民来说，他们迎来了最长、最憋屈的一段假（ruan）期（jin）生活，因为没处花钱，所以大部分人的手头是宽裕出一笔钱的。
但是很显然，这笔钱不是你们挣的，这笔钱是第三产业从业者“存在你们手里的”。楼下早餐摊的老板两个月没出摊，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只能拿基础底薪没提成，你们攒下来的钱就是他们少挣的钱。所以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我们需要以消费的方式，把这笔钱再还给他们。以旅游业为例，湖北省2018年旅游收入为6344.33亿元，占全省GDP的16%。受疫情影响，全省第一季度旅游业直接雪崩，收入几乎降为零，相当于全年GDP直接跌掉4个点。在这个春节里，本应该有一大部分人是游三峡、登黄鹤楼、爬武当山的，但现在我们却憋在了家里，而等武汉的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能不能把搁浅的湖北旅行计划再重新起航呢？
▲ 昔日人头攒动的黄鹤楼景区
以及在今年的暑假和十一，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首选湖北作为我们的旅游目标？“后新冠时代”下，举全国之力做好湖北省的经济复兴，这是湖北的“翻身仗”，也是我们的“报恩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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