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IMF前副总裁朱民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百家 作者:FMBA 2020-02-22 14:15:12

作者 /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全球副总裁 朱民

整理编辑 / 姚赟

来源 / 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2月22日上午,朱民博士通过央视频、腾讯财经、新浪财经、凤凰财经、新浪微博、网易财经、今今乐道读书会等平台,进行了一场2020年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在线讲座。


朱民目前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校董,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彼特逊国际经济研究院董事会董事。他于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此前,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经济学。


本文根据朱民博士的在线课程整理, 他的思想富有洞见,对这次近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停摆,提出了如下看法。


1.“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2.2003年处于全球性的上升周期,中国也是在上升周期中。所以,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政府启动政策后能够有一个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然而,在今天环境下,这个会变得相对比较困难一些,整个的周期是不一样。 


3.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反弹和恢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消费方面——跌掉的可以反弹,但是很难全面的补过来——它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


4.在宏观层面看,政府的政策已经很好了,无论是金融的力度,流动性支持和贷款支持,还是财政的税费支持,海关的出口支持,商业部门的物流支持等等,已经出台了很多。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地,会有一个过程,它要到省到市,就需要全面打通。


5.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的转化,进一步的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变成了一个瓶颈,特别是非竞争型、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制造业更多的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就变成了我们能不能迈向高收入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核心问题。


6.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会成为反弹的新经济增长点。


7.疫情影响是严重,反弹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叫把反弹做成一个强劲反弹,这样才能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同时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一个好的起点。


以下,为朱民博士分享全文。



这次我想说的题目是《战胜疫情,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是我们要理解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怎么有政策来推动一个强劲的反弹,这个对2020年特别重要。


第二,当我们看2020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大局和趋势看。这个宏大的大局,就是中国从今年开始,开始走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阶段。


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金,然后我们从1万美金走向1万5千美金,进入高收入阶段。所以今年是第一年,今年也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在这个起始年,怎么样把抗疫的经济恢复工作做好,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大的叙事的宏观背景,我们需要充分理解。


第三,在这大的背景与现在的政策结合起来,那就是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特别是抗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科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下一轮中国经济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看这个政策,怎么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主要的大局,是当前最重大的任务。


就以上几点和大家做一个汇报。


深刻理解疫情的经济影响,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为什么要这么讲的?大家要深刻理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完成今年的经济社会任务,而且要推动中国超高收入增长,它需要一个强劲的反弹,反弹是必然的,我们需要的是强劲的反弹,所以需要10倍的努力来推动反弹,才把中国经济的基础奠定好,所以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件事。



我们就“疫情对消费影响的总需求”做了一张估测表。我们看201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总体消费是23.7万亿元人民币,零售部分,网上是8万(亿元),非数字化部分7万(亿元),所以现在出入都很大。但是服务消费大家可以看到是7万6(亿元),主要还是在线下,线上只有6100亿。


那么我们对比了19年的2月份和3月份,春节和春节以后一个月,那么在这个情况它的消费占的比重,大概占15%左右,就是说数字化部分占了14.5%,这个电影的票房占了23.7%。比如说演出、赛事,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集中,占了19.6%等等。


然后我们通过大数据的调研,我们做了分析,我们估计今年在这个期间可能会下降的幅度。比如说线上零售消费部分下降幅度不大,17%左右,但是非数字化就是说餐饮业会下降60%左右。


日用百货就包括口罩等等,因为口罩需求上升,我们假设是持平,但是这个电影的票房估计会下降92%,专业演出全部关了,下降90%,旅游休假会下降97%。但也有上升的部分,服务消费里面游戏上升50%,短视频上升60%,在线教育上升300%。


从整体结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整个的影响。社会零售数字还会减少2000多亿,餐饮会下降4000多亿,旅游休假会下降9000多亿。和上升的线上教育、短视频、游戏相抵的话,估计在今年1月到2月,疫情对消费的总影响是1.38万亿人民币。


这个1.38万亿人民币的影响,是什么概念?


等于去年总消费的5.5%,如果就把消费需求折换成经济增长的话,第一季度消费肯定是负增长,对GDP会连带着个3到4个百分点。影响还是很大,我觉得我们对要有深刻的理解,总需求它是落了一块。



再从总需求看,我们把2019年和2020年的GDP分解比较的话,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GDP总增长是6.1%。6.1的分解是最终消费占3.5个百分点,最终资本形成是1.9个百分点,进出口是贡献是0.7个百分点。 


2020年用模型算的话,估计进出口方面,今年会为GDP的增长贡献会下降到0.1左右,会比较小,出口是今年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最终消费它会下降大概从3.0到3.4左右。资本形成就需要上升,不但是投资的涨,而且是投资效率的上升,占到2.4到2.5个百分点,我就比去年的话增长了0.5到0.6个百分点。这样的话我们今年才能完成全年GDP增长5.5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区间的增长速度。


从总需求化解,我们能看到今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拉动总需求、拉动消费、拉动投资和拉动出口,这三件大事都是不容忽视。



我们从总供给来看的话,新冠疫情影响区域大幅超过“非典”。


影响总人口占比非典才18%,这次是63%;GDP比重,非典时期才影响26%,这是占到74%;零售消费额的比例,非典时期只占25%,这次影响71%。所以它是整个供给面的一个大规模的受到了影响。 



而且,这次停工也是非典时期所没有的。


春节加上春节以后的延长假期,从10天到15天不等,如果以12号和20号复工和30号复工的话,停工阶段都有20天到30天左右。


我们做了近万家的企业调研发现,复工难的原因从供给来说还是物流、人流、交通流不通占了60.7%,这是总供给的问题。因为疫情,政府希望延期复工占17.6%,也有36.9%的企业,担心复工以后又产生新的疫情扩散;员工无法按时返岗,占到31.2%。


所以在总供给的方面,现在看来整个的产业链,整个的物流,整个交通的损伤还是很大,要把它恢复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整个的宏观环境,我们和非典时期比的话,其实还有很大的变化。


蓝线是世界经济增长,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经济增长是从2002年的2.9,到2003年的4.7,到2004年的5.4,全球是一个经济上升的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上升很强劲,从9%到2003年没有影响10.1到10.4,继续往上走。


那么现在来看,整个经济的宏观影响很不一样,这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大家可以看到从2018年的3.5降到2019年的2.9,今年大概是3到3.3左右,这是最新的估计。


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更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从2018年开始,从6.6到6.1,今年我们争取能够在5.5到6之间的速度。所以它整个的宏观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我们还可以看到,和2003年比,外部贸易的差别也很大,这个蓝的是世界的贸易,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贸易是从2002年的3.8增长到2003年的5.9,然后增长到2004年的11%,这是一个很强劲的贸易上升阶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外部的环境,我国家加入WTO以后,贸易的增长也是很快,所以我国整个贸易的增长也是从增长从2002年的22涨到了2003年的36,涨得非常快。现在的情况呢?大家可以看到,世界贸易的增长从3.6降到1.1,今年可能会略有上升,到2%左右。


中国的贸易,也从9.6降到了3.4,今年可能还会继续进一步的下调。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次和非典的宏观背景来看,整个经济的周期和外部环境是完全不一样。2003年处于全球性的上升周期,中国也是在上升周期中。所以,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政府启动政策后能够有一个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然而,在今天环境下,这个会变得相对比较困难一些,整个的周期是不一样。 



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看,可以看到2003年中国季度增长,第二季度有一个短暂的下跌,之后就一直上升,趋势是整体往上走。投资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投资一直上升。整个的投资2003年上升了23.72,2004年上升了24.33,所以投资反弹是非常强劲的。



工业增长速度大家也可以看到,从季度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季度的下调以后就开始直线上升。年度来看,季度的工业增长速度,从2002年的8.94上升到2003年的15.88,再到2004的18.81,工业增长恢复弹性是非常强劲。



2003年的贸易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季度的下跌以后,就开始反弹,之后维持上升,所以全年的贸易增长速度从2002年的22.4上升到上2003年的34.6,再上升到2004年的35.4,所以说,贸易的反弹也是非常的强劲。



从年度的房地产销售数据中,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下跌,但是之后就开始反弹,反弹还是很强劲。从2002年的24.1上升了2003年的31.9%,延续到2004年的30%。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几个轮子,投资、贸易、房地产,2003年整个的反弹都是非常强劲。



但是消费增长方面,大家可以看到,2003年有一个下跌以后,季度上它有个下跌幅度很大,然后逐渐往上走。全年看的话,民生消费增长还是低于2002年。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因为跌掉的消费可以反弹,但是很难全面的补过来。


比如说你两个月你很少上餐厅去吃饭,你不能说疫情解散以后,你去餐厅去吃无数的饭,把这个补回来。你也会去,也会去多一点。但是很难把过去的消费完全补回来。所以2003年的消费增长反而是低于2002年的,但是2004年继续保持了一个强劲的增长12.4%,因为打下了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放在一起看,疫情在2003年有一个强劲的反弹。消费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方面,靠投资、靠房地产、靠贸易,整个拉动。所以使得整个2003年经济继续增长,比2002年持平还继续增长。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反弹和恢复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消费的角度来看,它不是那么容易的,是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



但是反弹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这是教训。我刚才讲到我们现在和世界比,差别很大。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从2018年的9.6%下降了2019年的3.8%左右,中国房地产的销售增速也12.2%下降到了6.5%左右。我们整个的趋势是在一个下降的周期,而不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 



但是好在是2018年到2019年期间,我们的投资和工业是稳住的,我们的投资2018年的增长是23.7%,2019年达到了24%。2019年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减税、鼓励投资、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2018年的工业增速也稳住了,从整个10%左右上升到11.5%左右。这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点后,可以继续的反弹。


与此同时,也看到在这次疫情中,科技方面,如网络、云、人工智能、5G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疫情发生和非典不一样,中国已经是网络大国,全社会(个人、企业、行业)数字化已有一定基础。与之前的疫情都有不同。数字化技术支撑了对疫情的信息传递,对疫情的防控。


同时,基于强大网络和各种科技手段加持,互联网和数据智能技术对科研检测、信息服务、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甚至捐赠等等,都极大的提升了本次疫情防控的效率。同时,在疫情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营如生活服务、在线医疗和办公学习等,也因为数字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态,我们看到线上教育大概增长了300%。 


我们在这次疫情中能看到众多提高疫情防控效率的案例。


如,高德地图上线了发热门诊的查询功能,1月31日已覆盖了297座城市。如,国家卫健委和腾讯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肺炎医疗的救治的定点医院和发热的门诊地图”;如,百度上线了门诊地图和疫情管控消息;还有,如,阿里在复工的时候和杭州政府合作,通过“健康打卡”和“健康码”,追溯每一个人员的流动和安全系数,使得能够精准地做到健康与有效复工同时进行,这都是高科技起到的作用。


当然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娱乐,特别是线上办公,支持2亿人的现场办公,其实都得到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很新的变化。


从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和情况来看,疫情恢复后,我们会走上很大规模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这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和影响,以及对长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从现在来看,当前复工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



基于上万企业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尽快恢复物流还是最主要的。贷款和金融服务为第二,占37.2%。然后还有给企业灵活性,不要强制推迟或者提前复工时间,让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复工;减免税费,特别是对所得税、收入税等等的减免;还有更加灵活的用工政策,因为有些地方回不来,有些地方的人又多了,像阿里出现借用员工的事件,很有意思一个创举;人口流动政策很重要,减免社保也很重要。


我们在推动反弹的时候,其实需要一系列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供给侧的改革,总供给的政策,而且是结构化的细致的政策,又会变得特别重要。



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人民银行从2月1日开始,对流动性,对贷款,对贷款的利率水平,对专项贷款的安排,都做了一系列的政策。


把人民银行从2月1日开始的政策总结了一个规律,大家可以看到3万亿流向市场。同时降低了市场的利率水平,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保证了企业的资金需要,推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复工复产的信贷保障,所以金融看来我们看是走在很前面的,所以支持反弹已经走在很前面了。


与此同时,银保监会对于内部资金转移、对于不良贷款的问题、对于保险的问题、对于贷款利率的问题,对于因为疫情产生的贷款逾期的问题,都根据疫情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来支持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财政部也从定向财政补贴、减税降费、提前下达地方债的额度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2月6日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保证;27日,对疫情的政府资金提供了667.4亿的疫情保障资金;对重点的企业给予贴息、补息等多方面的支持;另外,通过专项再贷款,加大金融机构的信贷利润支持等等,所以财政部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发改委从物资供应,对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对电力的保障,对政府审批程序的减少和加快,然后对疫情期间的企业债券融资需求的支持,特别是推动企业员工错峰有序地返程和返岗,能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运行,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还有其他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应对政策。



交通部门,针对整个运输方面的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中小企业信息创业支持;商务部,针对商贸企业复工的指导,比如既要存得进又要调得出、用得上,比如对外包项目的管理和安排都做了很多;海关总署,对恢复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都做出了一系列的文件。我们这些文件做了梳理看到,其实都是非常积极的,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


还是回到这张表。



从宏观层面看,政府的政策已经很好了,无论是金融的力度,流动性支持和贷款支持,还是财政的税费支持,海关的出口支持,商业部门的物流支持等等,已经出台了很多。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地,会有一个过程,它要到省到市,就需要全面打通。


所以从企业层面来看,感觉最强烈的还是要尽快恢复物流,还是要资金到位、减税等等政策措施要迅速到位。给企业灵活性和自主性,然后让企业能迅速的复工。而且还得,给企业足够的物质保证,就是物流、人流和产业链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政策已经很多,下一步,政策的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把疫情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从总需求、总供给和整体宏观经济周期环境,这三个环节来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超非典疫情。对消费1万3千亿的减少,对全球经济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疫情对经济的发展冲击要有深刻理解。


第二,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疫情后存在反弹。


所以外部冲击的影响就取决于两点:一是冲击的力度,它是不是把经济的核心部分伤害了;二是时间长度,如果时间很长,冲击的力度很大,它会影响到根本上产业链等多方面的经济运行。


如果这次疫情没有伤害到经济运行的产业链,那么恢复就会比较容易。这也是现在需要抓紧复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停工了近20天了。


第三,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在会成为反弹的新经济的增长点。


这次科技在抗疫中的作用,我们刚才举了一系列的例子,以及在新经济线上的新生态、新业态的发展,如教育、娱乐、影视、办公以及线上生鲜等等。我们餐饮下降,但在线上有所反弹,线上的送菜发展的很快,线上超市现在也发展得很快。疫情后,我觉得大家都会反思,如果在疫情时期可以线上做,为什么不能成为常态?它一旦成为常态的话,中国的数字经济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会成为经济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和抓手。 


第四,需要争分夺秒,疫情和复工两手抓,结构性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从最近的观察来看,这个结论还是很重要。争分夺秒,就是说外部冲击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只要能把它止住,就尽早把它止住,启动反弹,所以疫情和复工的两手抓。


现在我们已经连续15天,当然昨天的增长又有略微反弹,已经开始下降,疫情基本上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个情况下,除了湖北武汉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中央严格的抓抗疫和管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以在这个情节点上,就疫情和复工两手抓特别重要。


复工主要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所以结构性的政策特别重要。需要中央和地方打通。就中央的政策,我们刚才举了5张表,把重要的政策列出来,已经出了大量的有力的措施。接下来就是中央要下到地方做政策,而且地方也要有自主性创造自己的政策。


同时政府和市场两个力量共同发力,给企业自主性、给企业积极性、给企业空间、给企业利益,让企业和市场同时发力,所以我们要10倍的努力来推动经济反弹。


这个影响是严重,反弹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叫把反弹做成一个强劲反弹,这样我们才能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同时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一个好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最近做的一些调研,我们自己的分析来看,实现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政策抓手有以下几点。


第一,迅速启动复工,时间就是效率。


第二,实际落实复工,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


现在复工不单是一个复工率的问题,还是一个复工水平的问题,也就说复工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满负载可能还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们需要复工率,需要复工的程度。那么实际落实复工,还是要有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支持政策。


第三,从重点产业开始,产业链恢复。


与2003年对比,产业角度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都是产业链。所以复工需要全面复工,一个地方的复很难。但是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面,达到了全国60至70%以上,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所以从重点产业开始,抓产业链的恢复特别重要。


第四,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


今年的贸易是一个艰难年,所以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特别重要。2月和3月,通常是贸易订单的高峰,所以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全球增经济增长还是在低增长的同时,推动贸易恢复的出口,今年变得特别重要。


第五,全力拉动和鼓励疫后消费。


刚才也讲到了2003年底的经济数据,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投资、住房销售、贸易增长都很强劲,但是消费并不强劲。可见拉动消费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消费特别重要。


现在消费占GDP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了60%以上。今年和以前比,我们一个特别重要新的政策,就是全面拉动和鼓励疫后的消费。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消费的高潮,这个是很重要。


有高指标的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所以这是今年整个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方面。


第六,政府加大和提前采购,拉动总需求,作为复工后第一笔需求。


在经济停工20天后,重新启动的第一笔需求在哪里?我觉得政府可以加大的提前采购,作为支持企业复工的第一笔需求。


第七,以抗疫中科技创新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和大规模的企业和中国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消费数字化发展。


我们看到以疫情为触发点,未来几年中,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规模上、速度上就会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有这一系列的政策来落地,能够落地能够重点突破的话,我们对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实现还是很有信心,关键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安排。


2020,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疫情影响当今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方面,但我们更要把现在的疫情和抗疫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


从根本和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更为重要和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需要我们把整个的事情放到大背景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从人均GDP178美元,迅速达到了1万美金。大家可以看到上升的趋势就是从2003年开始。


2003年开始上升的斜率是非常深的,中国加入WTO,所以非典其实是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40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增长50倍,这是世界的奇迹,是历史上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6年、2007年开始逐渐从14%开始实际增长逐渐下降,去年降到了6.1%。增长速度的放缓引起了大家的担忧,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究竟能不能止住,未来的增长趋势会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大的背景来看。



大的背景就是中国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样本中取了一些国家做一个分析,从3000美金走到1万美金,通常都花18年的时间。


我们取得一直有代表性的国家做样板。我们可以看到18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点上就开始分化。一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我们的台湾省,它人均的GDP就逐渐的往上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是也有一组国家,比如说巴西,比如说马来西亚,比如说墨西哥,意思就这个走不上去,长时间的停滞在1万美金。


大家这张图还是很深刻的,大家可以看到到达1万美金以后,这些国家在三四十年间,人均GDP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特别需要令人反思的深刻的现象。 


在这个节点上,中国要走向高收入的阶段就变得特别重要。


应该承认,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人均GDP。


我把全世界的新兴经济的追赶,把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组,用美国的GDP做标准,用新兴国家的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看能不能追赶。所谓追赶,就是要一个标杆,要不断的提高。你在增长的时候别人也在增长。所以你每年增长百分之几不重要,因为如果别人也在增长的话,你还是落在后面。


这也是为什么前面看到的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没有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增长速度超不上去,超过标杆。



纵坐标是经济增长,横坐标是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


我们用美国做一个标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60年代,整个的新经济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左右。然后在60年代70年代赶到了22%左右,速度也一直稳定在3到4左右,非常好。


70年代80年代初发生了危机。整个的赶超中,新经济国家倒退,然后增长速度下降,在整个90年代开始盘回,整个的比重没有赶超,增长速度不断的波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开始又一次赶超,从22%左右增长到28%左右。但是整个增长速度是在逐渐下滑,因为规模上升了。


赶超之路不是那么容易的,走向高收入阶段不是那么容易。从看历史的数据来看,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我们再看一个典型的拉美的追赶之路。60年代,拉美的增长速度是4%左右,那么国家平均整个已经占到了美国GDP的27%左右。到在62年到66年,有所下跌。70年代、80年代拉美不断发生,整个的增长速度下降。80年代危机以后,不但没有赶超,还开始落后。从90年代开始,几乎没有赶超,从新世纪开始,又进一步的进行赶超,大家可以看到它回到了21%左右这个低点。


今天拉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和60年代的比重是一样的,甚至低于60年代的比重,就是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案例。


50年以后,拉美国家人均GDP的比重占美国的比重下降了。也就是说在这50年中,美国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


相对而言,拉美国家落后了。并不是说,拉美国家这50年没有发展。实际上,这50年中,拉美国家人均GDP也翻了一番,经济增长也有4%-5%。但是因为世界在变动,所以追赶的过程中,落后了。


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悲剧,整整50年没有赶超。


这个案例给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到达1万美金以后,朝1万美金往上走,也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突破点在哪里?



看了世界各个地方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全世界的经济结构都是一样的——整个农业的就业水平都在下降,农业增加值、GDP的比重也都在下降,直线下降。工业都是先上升后下降,制造业的附加增加值、产值也是先上升后下降。



整体不断上升的是只有服务,服务业是不断上升的。大家可以看到服务也是不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也是不断上升。


进一步把经济看成结构的话,就可以看到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在不断减少,工业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成熟以后开始下降,服务业是一直不断的延续上升。所以发展服务业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中国同样沿着结构走,和世界发展的结构是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在中国的农业占到了40%左右,工业占了30%多一点,服务业只有20%多一点。


而后,50年左右的期间里,中国的农业逐渐下降到10%左右,中国的工业从30%涨到56%,又下降到30%多左右。而中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今天占了整个GDP约50%的比重。所以中国也在走一条“农业不断下降,工业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不断上升”这样一个典型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转移和调整的过程。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发现很有趣。当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达到52%的时候,工业的比重下降到40%左右的时候,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工业进入WTO这个比重上,超过服务业,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130%,也就是说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的30%,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如果中国服务业在不断扩张,沿着世界这一转型的结果走,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从45%左右涨到了54%左右,涨了10个百分点。


未来中国的服务业还会继续上升,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的话,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GDP的服务业,也会丢掉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去就变成必然。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在挑战的面前,这个问题也很直接,结构的转移是必然的,那么剩下的怎么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的关键。



我们把服务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细分,从宏观走向从产业走向行业,我们把服务业分为市场化的服务业,如说金融、酒店等;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如教育、医疗等。


我们发现服务业市场化的劳动生产率上升还是很高的,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高。所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演变成怎么样提高非市场化劳动生产率。



可以看到在中国人均1万美元时,把中国和发达国家走过的轨迹相比,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的基本趋势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服务业只要有竞争,还是有劳动生产率。



我们的金融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我们的商业还很高,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子化,给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信息的产业服务业,几乎没有,我们的商务的服务业,也很落后,也几乎没有,所以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的劳动生产率还是低的。顺便说一下美国的教育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它投入很高,学生考试的成绩质量很差,所以也很低。


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就变成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一步改革开放,能够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提高非市场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总结一下,在第二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在2020年,中国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这个点是中国从1万美金走向1万5美金的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抗疫的经济要放到大背景来看,我们又看到,我们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的转化,再进一步的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变成了一个瓶颈,特别是非竞争型、非市场化的服务业。


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制造业更多的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就变成了我们能不能迈向高收入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迎接新经济的未来


所以,第三点我们讨论在宏大的叙事之中,我们怎么样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


改革开放和数字化智能化,两条腿走路,两个轮子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第一条腿:继续改革和开放。


一是服务业内外开放。持续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


二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三是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产生新的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四是医疗卫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支持社会办医院,发展健康产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五是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六是金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这个是一系列的大规模的开放。


我也是经历了我国的改革开放40年,这是我看到我们对外开放和改革市场化的最大的一次全面的政策,力度也是最大的一次。


总体来说,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推进了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有序开放;推动了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开放了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物流等领域开放,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清理各类歧视性规定,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医疗、教育、幼儿、托幼、养老、体育等领域发展的政策。


所以这是一次力度非常大的开放。


为什么?加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


第二条腿:数字化智能化。



国务院制定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第一步,2017年到2020年同步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和调查,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


第二步,2020年到2025年,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受深圳市政府的委托,给深圳市政府做一个“关于深圳市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我在深圳调研了无数的企业,和深圳市领导沟通交流,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看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势头是很好,所以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发展的重要目标。



我们做了一个智能的金字塔,在底层的是计算和记忆力,现在基本都已经是计算机化了。


另外,人的基本功能如感知、视觉和听觉,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全部数字化。语音识别、头像识别、人脸识别就人的基本功能,现在计算机已经做完了。


现在问题是计划和决策,计算机也做的很好,因为计算机能够做决策。问题是计算机有没有认知,有没有立即理解、洞察和推理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它是关联,它不是因果。所以对于因果和关联现在的争论很厉害,智能是不是认知性的,这是现在的一个突破口。自然语音处理,未来这方面是一个重大的认知突破口。


再往上走,有没有创造力是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我用了爱因斯坦的公式,E等于MC的平方,所以人工能不能出一个,爱因斯坦能不能有创造力?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能不能有智慧,比如说禅宗叫顿悟,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就图中这个紫色的领域,今天已有的人工智能,已经足以在现在的社会和经济的运营中产生巨大的效果。


我们不要对人工智能产生一种恐惧和抽象的概念。



我在深圳做调研的时候,我们把看到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10个模块。这10个模块基本上模块化、产业化拿来就能用,已经非常现成。


第一类数据模块,包括机器视觉、语音和声音感知、自然语言处理,现在走得很快。第二类处理模块,包括搜索、信息处理和知识提取,预测性分析,规划和探索代理。第二类操作模块,包括语音生成、图像生成、操作和控制、导航和移动。


这10个模块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不是说成熟到无可挑剔,主要是说在实际的企业和个人层面的应用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它的应用场景是很丰富。


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我们把1998年到2017年的全球AI专利的申请,我们做了一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还是领先,大概有4万9千例左右,但与中国比,领先优势并不大。中国已经占到了4万2千例不到,离美国也就差一点点。所以,中国的专利研究和专利水平已经在走上世界水平。



最近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企业的前20家的排名。大家可以看到,在20家的排名里,美国是8家,包括微软、谷歌。中国是7家,包括百度、大疆、商汤、旷视、科大讯飞、字节跳动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只有一家,英国也就是一家,瑞士一家。全球20家,中国占有7家,这是了不得是事啊。


我们再看一眼,这张表中,还没有把阿里和腾讯算进去。这两家在产品上不算人工智能企业,但阿里和腾讯的人工智能非常强。美国把Google和脸书放哪上去了,我们再加上阿里和腾讯,实力可想而知。从这意义上来说,中国企业在世界人工智能顶级企业范围内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人工智能的普及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但是,我在深圳做人工智能调研的时候,常常困惑。因为我是个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来说,我想的是规模,想的是宏观效应——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在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在我们想宏观意义的时候,5G出现了。



5G改变了人工智能的规模概念。


5G有几个特殊点:一是把带宽,二是连接。一个平方公里从10万到100万,可以输送目前所有,几乎是一个毫微秒的低延时。这就使得无人机、智能医疗、工业互联网、车联网都成为可能。


我们是个基础设施,5G+人工智能,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在5G人工智能场景下,我们第一次观测到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融合和打通。


在物理空间里,我们先有机器人、智能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机器人不是自动化,是智能化和数字化。在这个过程里通过人工智能的感应,感知到无数的数字,这个数字通过物联网进入大数据进入虚拟数据世界,经到云,数据储存经过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优化。优化以后,重新回到物理世界,优化和改善机器的操作,甚至产品的创新,提升现实的物理操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能够自由的融通和耦合。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可以不要人的干预,因为一切都在云上,由人工智能进行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有了这一条,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就有了基础。


所以5G的规模就成为了问题。



棕色的是4G的基站铺设,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站完成大概要花5年的时间。中国现在是370万个4G的基站,占全球4G基站的51%左右,中国是全球的一个最主要的4G国家。


计划从今年开始大规模的推广5G(灰的是5G基站),发展也是5年的期间。但是疫情时期科技的发力,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5G的基础设施的发力阶段——大规模的5G基础设施投资。把5年的周期,提前做成一个3年的周期,既有宏观投资的经济推动作用,也有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发展作用,一举两得。


加快5G的基础设施,今年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了5G以后,下一步做什么?



5G是社会、是产业、是企业,所以下一步是互联网——物联网变成了下一步的最主要的产业性、宏观性的基础设施。


工信部从2015年开始发布物联网的文件,2019年开始密集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云、互联网管理等等。2020年明确的目标,我们要完成IPv6的改造。在今年年底,中国的IPv6的这个数字可以超过美国。


做10个跨产业的平台,然后培育30万个工业APP,这个基础设施上去,企业的数字化改造的基础就形成。


2020年上5G、上物联网,我觉得是国家推动科技发展,国家拉动经济反弹和经济恢复的重中之重。2020年金融的恢复打科技战,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其中,包括了工业互联网、专业设备、产业链、设备上云,最关键的是企业推动、探索成熟的商业模式变得特别重要。



5G+AI,我们可以判断基本上可以方方面面改变所有的产业。


在5G+AI下,三大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音识别和语音识别处理,以及包括5G的网络效应、物联网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从互联网传媒、安防、消费电子、金融、零售、教育、物流、制造、医疗、汽车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系列都有极其的改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制造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业等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比例是很低的。



韩国在每1万名工人中,它有525个机器人,中国只有25个。所以机器人的发展潜力及预期巨大,这是一个未来的自动化和新型产业。


比如说分析新的机器人增长,从工业机器人,到物流机器人,到医疗机器人到其它阶段。



我前一阶段,去了我国南部的一个民企——美的。


我们知道美的是的制造业企业,做家电的。我看到美的的空调流水线,全部数字化、自动化管理,印象非常深刻。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我在美的考察完了以后,我这个意见非常深刻。



我们把中国已有的医疗企业他做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医疗现在大部分还处于远程监测的健康管理阶段——这一次在疫情中发挥很大作用这一块。


医疗影像识别、医疗方案,这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医疗运营化销售也会大幅的跟进,所以医疗是一个未来很大的场景。


我在东软去做调研,东软开发的标准化的临床辅助诊断工具,全面提升基层的医疗能力。这个市场就极其宽广,那么等于把医疗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最新水平化。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个别医生的个体化诊断,可以大大的提高医疗水平。



这是一个全面的ToB也是个全面的ToC。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好,医疗是个很大的产业。


智能教育方面,这次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增长了300%。



新一代的服务的机器人,未来的应用场景是极其丰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延续第一阶段的讨论——抗疫会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数字化高潮。


一是,以数字化提升治理效能,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部分,新一代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利器。数字政府,在疫情防治和应急管理视角下总结提炼数字政府。


二是,地方社会治理和数字化的最佳实践,将得到进一步推广。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各地各级政府在反应迅速、行动力度、方式方法上各有差异。后续随着疫情防控的发展,各地应对疫情的治理模式以及对数字化的理解和应用模式的差异,必将影响到后续整个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


三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本次疫情也是对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测评,让城市宏观决策和街道、社区围观精细化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刚需。城市大脑沉淀的诸多产品将有更多机会。


四是,数字社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本轮疫情应对中,通过线上信息登记、每日健康追踪打卡、社区疫情线索即时举报等,支付宝小程序、钉钉物业管理端等开展了初步尝试,后续数字社区建设有望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加速。


同时,不得不承认,疫情引发了新一轮的数字化商业。2003年的SARS让众多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了网购,我看本次疫情让更多社会成员接受和习惯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问诊和远程会诊等。


一是,从物资应急供应到数字化物流供应。


二是生活服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本地生活服务填补了城市生活服务“真空”。提高“吃饭难”“购物难”的效率和体验。


三是在线医疗、在线问诊和O2O送药,能够快速满足公众需求,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四是在线办公学习,互联网远程办公技术解决全国在家办公和学习的协同需求。支持2亿人在家办公。即时通讯、文档协作、任务管理、设计管理成为远程办公4大类“刚需”软件。


五是在线教育“在线课堂”功能免费开放给全国大中小学使用,并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学校,储存空间容量不限。


六是在线销售,从车到房。


七是企业在线数字化和居民在线数字化消费的高潮正在到来。


所以这和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也要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实际是需求端好、体量大、产品丰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但基础层还是薄弱。但是我们有领先优势,比如计算机视觉、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现在都在赶上。


所以以领先的来带动用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来推动科研的发展。这是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学发展的新路径。那么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疫情的经济影响;第二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主要的挑战——结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是我们的政策两条腿走路。


从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充分发挥在抗疫情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来推动200经济强劲反弹。


第三,政府需要结构性、积极的配套措施支持,发挥市场和企业的活力,争分夺秒,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


第四,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我们也能打赢经济之战。


第五,我们把疫情放在一个大的宏观叙事中,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的起点走向高收入的阶段,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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