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推理小说中蕴含认识世界的方法

“智慧是性感的新潮流。”/《神探夏洛克》

“推理小说可以当成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对于现代人来讲确实很有用，它给你提供一套思维方式，去对待和了解世界。”

推理小说以前叫侦探小说。二战以后日本进行文字改革，废除了“侦”字，侦探小说遂改为推理小说。

其实早在19世纪末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一角时，这一类型小说就流传到中国，但“五四”运动将这类小说归为旧文学，之后它在中国长期绝迹。

我们小时候，推理小说的替代读物是“反特小说”，1949年到1966年期间出过很多这样的书。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阿加莎·克里斯蒂、松本清张、柯南·道尔的作品陆续进入中国，我才开始读正规的推理小说。

口述 | 止庵（作家，推理小说阅读年限：40年）  采访 | 蒋苡芯

推理小说是一种教育

推理小说是类型文学，一般说来，比纯文学低一档次。什么叫类型文学？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所有推理小说都是套这个模式。 

所谓模式，首先必须有案子发生，案子还不能太小，起码得死人，或者涉及重大盗窃；然后有破案人、嫌疑人、一个破案的过程；最后结尾一定是破案。

这是推理小说的正路，即便是后来的美国硬汉派也不例外。从“黄金时代”（1914年至1943年，即一战到二战之间，被誉为推理小说的“黄金年代”，有人戏称“名探满街走，名作天天有”）到现在为止，都不出这个路子。

这里面蕴含着两个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一个叫实证，一个叫逻辑，就是怎么看、怎么想的问题。

实证是人跟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就是有什么东西你得亲眼看见。福尔摩斯总拿着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是干吗的？就是一定要去看、去现场。

从爱伦·坡开始写推理小说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离开现场。你在现场得到的线索，之后要通过一套逻辑来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作者能违背。 

福尔摩斯真的很忙。/《大侦探福尔摩斯》

严格来说，我认为推理小说可以当成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对于现代人来讲确实很有用，它给你提供一套思维方式，去对待、了解世界。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也曾说，推理小说帮助我们保留了对于秩序世界的一种向往。

推理小说所蕴含的实证和逻辑背后，还有两个意思：从实证的角度，可以延伸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被我们了解”；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被我们理解和掌握”。这正是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推理小说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那时人们对世界充满把握感，觉得世界没有意外，自己可以征服一切事物。

于是，一套社会秩序感逐渐形成，在推理小说中体现为有因必然有果，犯案必能侦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光明必定战胜黑暗。

有可能战胜的，只是那些被我们看见的黑暗。/《神探狄仁杰》

但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这世界是有秩序的，所以我读推理小说有一种矛盾性。我承认实证和逻辑是成立的，但由之推衍的结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被我们了解、理解和掌握”，我不认同。

因为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相当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一对男女谈恋爱，最后肯定会结婚。这也是推理小说作为类型小说来讲不够高级的地方。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推理小说是个智力游戏，一开始就设了一个谜题，作者和读者比谁的智力够，作者只要有漏洞，就会被发现。

解谜的过程也就是阅读的时候是兴奋的，但看完最后一行兴趣就没有了，甚至很快就忘记——这就是模式的弊病。 

与社会现实勾连的推理世界

在类型化背后如何避免趋同性呢？基本方式就是提高罪犯的能力，增加破案的难度。

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结尾总是一个模式——侦探把所有犯罪嫌疑人、关系人叫到一块，最后通过推理分析，指证凶手。

你会注意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波洛或者马普尔小姐手里往往没有证据，只能凭逻辑推理、排除，但如果罪犯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什么证据都没有，全都靠分析。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怎么用了，因为不符合现实，且太过于简单。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乡下侦探马普尔小姐，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女侦探之一。她善于在千丝万缕的细节和线索中找出关键点和疑点，从而解开一桩又一桩疑案。/翟砚军

突破在于“硬汉派”和“反侦探小说”的出现。

英美制度不同。英国是允许私人侦探存在的，所以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会请福尔摩斯来破案。

而在美国，私人侦探是不合法的，再加上大萧条之后暴力犯罪事件增多，侦探小说逐渐产生了两种模式：以传统侦探推理为主的本格派和以警察或警探破案为主的硬汉派。 

在硬汉派出现以前，侦探小说里的角色都是符号，它真正的主人公是逻辑。福尔摩斯的案子，波洛能破；波洛的案子，埃勒里·奎因（埃勒里·奎因笔下的同名侦探）也能破。

那些关于侦探形象的描写，比如杵着拐杖、留着小胡子等全都没用，因为这个人是逻辑的化身；直到硬汉派出现，侦探小说才开始写人物的情感。

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善恶观，他还同情罪犯，有时甚至会和罪犯发生关系。这套模式逐渐延续下来。 

雷蒙德·钱德勒照片。/wiki

二战以后，几乎就没有了以侦探为主的小说，出现的多为警察小说，主人公变成了警察或警探，故事性更强的同时，与实际的社会结构也靠上了。

比如美国作家杰夫里·迪弗所著的“林肯·莱姆”系列，林肯·莱姆的身份就是纽约市警察局鉴定组组长。

“反侦探小说”的出现也是突破的重点，其中以剧作家杜伦马特的《诺言》和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橡皮》为代表。

在《橡皮》中，因为侦探想破案，犯罪才真正发生；在《诺言》中，侦探对案件穷追不舍，使之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世界并非百分百可以把握，现实生活中意外的发生，会导致案情无法如预期般侦破，甚至到结尾都无法将凶手绳之以法。

柯南的姓氏“江户川”来源于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

提及更贴近社会现实的推理小说，就不得不说上世纪50年代兴起于日本的社会派。

日本的现代文学，根子在西方，但在日本焕发出新的活力。二战前日本就有自己的侦探小说，比如江户川乱步的作品。

但日本第一批侦探小说因为实证和逻辑程度不够，整体水平偏低。我对江户川乱步的评价是有“草创之功”，但成就不高。

二战后，从松本清张开始，日本作家不满足于对西方进行简单模仿，而是自己琢磨出了社会派。社会派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分支，要求作品必须是推理小说，只是分析罪犯作案动机时加上社会性因素。 

松本清张本身不是水平稳定的推理小说作家，他最有名的三大作《砂器》《点与线》《零的焦点》中，我觉得只有《零的焦点》比较周密，其他两部漏洞都太多了。

根据松本清张作品改编的电影《砂的器》。

随便举一个例子，“黄金时代”代表作家范·达因写过“推理小说二十准则”，其中有一条：“读者必须和侦探对案情了解程度同步。”

但在《砂器》中，侦探看见一张照片，知道凶手是谁了，却没给读者交代照片上的具体内容，读者没了知情权，这不合理。

作为侦探小说的读者，眼光应该是很挑剔的，不能单纯地崇拜作者。得挑剔到什么程度？你甚至应该知道作者谋篇布局的路数。

很多年后我再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跟读新的一样，但读了两三页，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

松本清张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很多推理小说作家，比如新本格派代表岛田庄司，以及最为重要的东野圭吾。 

东野圭吾不是百分百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名作如《白夜行》《解忧杂货铺》都不是推理小说，但他的推理小说有一个特点：将人性中的善与恶挖掘到相当深的程度。

比如《恶意》，将人性恶的无底线体现得淋漓尽致；《嫌疑人X的献身》则写出凶手石神内心的复杂性。

为了掩盖自己所爱慕的花冈杀夫的事实，石神杀了一个无辜的流浪汉，替花冈顶罪——这是用一种极大的恶意来表达爱，或者说是在善恶之外的爱。

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剧照。该片改编自东野圭吾所著同名小说，讲述了人们只要写下烦恼，投入杂货店前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的故事。原作小说人气极高，长期高踞中国各大图书排行榜前列。

东野圭吾还有两本小说我觉得很值得一提：《放学后》和《圣女的救济》。

《放学后》的杀人动机，真是很微妙，看似难以理解，却是深切体验的结果；结构也很周密复杂。

《圣女的救济》则揭示了一个女人“不可犯我”的立场——她对这一立场的维护是如此强大、有力，不是对侵犯者做出反应，而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

从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和社会派的关系。与本格派在密室杀人里动脑、硬汉派的动脑加动手（因涉及打斗）相比，日本推理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动脚。

日本推理小说里的警探非常辛苦，他需要不断地出差，拜访所有的涉案关联人，靠体力、勤苦来发现破案线索。

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剧照。该片改编自东野圭吾所著同名小说，原作为“伽利略系列”的第三本小说，是东野圭吾作品中的高口碑之作。

此外，日本推理小说所蕴含的情感比较丰富，线索清晰，节奏也很快，这是中国读者喜欢阅读日本推理小说的主要原因。

那这里就需要说，为什么我们的原创推理小说比较弱？我认为，根子还是实证与逻辑能力的欠缺。具体表现是：结构不够周密、复杂，编不好故事。

古代就有很多成语在批判这一弱项，像道听途说、三人成虎、指鹿为马、刻舟求剑等，我们明白它是不对的，但很难突破。

还有就是人物刻画不够深刻，人物关系不够深入。咱们当代推理小说里对坏人的刻画，还远远没有达到世界上大多数作家对人性的关注的程度，当然那部分还需要纯文学去填补。

我们的侦探推理故事，总有一些伟岸模板的意味。/《大宋提刑官》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所有推理小说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随着现代犯罪侦查技术的提高，监视器大量使用之后，推理小说已经不太成立了。

实证与逻辑这两个方法是互补的，推理以实证为基础，但如果到处都是监视器，实证被放得无限大、大到不太需要用脑子，某种程度上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在真实性上就有所欠缺——除非你写这条街的监控坏了，或者这件事发生在农村。

在这个背景下，推理小说的发展就很难了，再往下走可能又变成瞎编。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推理小说界需要共同探讨、想办法解决的事情。

口述 | 止庵 

采访 | 蒋苡芯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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