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加坡通信发展局长:新加坡将在明年推出商用5G服务
“当数据用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训练时,是否公平公正、不含偏见,并且可以解释。比如当人工智能批准或拒绝用户申请办理信用卡时,得出结论的原因是什么?用户需要知道答案。”
11月6日,由澎湃新闻与联合早报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新论坛在上海举行。会议间隙,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局长、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专员陈杰豪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做出了如上表述。
新加坡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G战略。陈杰豪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新加坡政府已经公开征求建议书并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得出结论,并向当地通信运营商发放完毕5G牌照,并推出5G开始服务。目标是在2022年底,让5G网络覆盖至少半个新加坡。
新加坡在2014年提出了智慧国(Smart Nation)愿景,陈杰豪也是该计划的策划者之一。陈杰豪介绍,在智慧国建设的理念中,一个数字化完备的社会(digital ready society)非常重要。
一个数字化完备的社会,重点在于要关怀不同代际之间的公民。对中老年人,要帮助他们学习使用科技改善生活,对还在上学的年轻学生,要帮助他们负责任的使用网络,同时对网络的负面效应能够控制,包括如何让学生免于假信息的误导,免于网络霸凌。
谈到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陈杰豪表示,数据需要被分享,但必须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一方面要保证个人隐私;另一方面,把人工智能用于改善客户体验并开发商业模式时,需要注意这里的算法是否公平公正、不含偏见,并且可以解释,如当人工智能批准或拒绝用户申请办理信用卡时,得出结论的原因是什么?用户需要知道答案。
陈杰豪介绍,新加坡最近对实行了5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了一次更新,其中未来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是改变其制度、将以往的规定制改为问责制,确保凡是收集、运用并分享个人资料的企业都会对客户与当局负责。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杰豪部分对谈实录:澎湃新闻:可否介绍一下新加坡5G网络建设发展情况,新加坡的5G商用有没有时间表?
陈杰豪:对我们来说,5G是数字经济重要的连接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它不光能让消费者用户获益,也能让企业和产业获益,创造新的产业商业模式。5G与4G的移动互联网不同,它有更大的能力,一般来说,每隔10年会有一个大的移动技术升级,我认为5G对将会是接下来10年全世界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能力。
我们使用5G与一般的用法很不同,5G有超高速度,超低延迟,能在每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支持100万台设备,它能支持如自动化的工厂、无人驾驶汽车、云端游戏等创新。
在新加坡我们看待5G,第一,不是只把他看做一个基础设施网络,更重要的是5G的应用场景,激发企业和产业如何应用5G的创新,当然它也会用来服务消费者。
第二,我们需要确保5G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符合市场的需求,它不是关于我们这个网络能达到多快,而是关于我们能将它用得多好。我们在新加坡刚刚启动5G频谱牌照的征求建议书,目标是2020年上半年能够完成竞标的评估,为让新加坡的通信运营商发放5G频谱牌照,让它们能够启用5G网络。我们希望2022年底达到让5G网络覆盖至少半个新加坡。重点不是这个网络有多快,而是它设计和使用得多好。
第三,我们如何保证与产业界一起合作,打造一个5G生态。5G生态和4G生态很不一样,它不光是通信运营商、设备供应商,而是软件应用和云计算的能力,这不光是硬件,还需要软件,因此我们需要打造一个生态,包括产业界、人才资源,不同的网络工程师、创业公司的参与,共同合作打造5G生态,打造新加坡未来的5G。
澎湃新闻:新加坡在科技改善生活方面名列前茅,你们也有一个智慧国计划,能否介绍一下智慧国的理念?
陈杰豪: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经济的竞争与活力。我们需要保证政府如何更负责任、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
智慧国包括三点,1,数字经济;2,数字政府;3,数字化完备的社会(digital ready society)。
数字经济主要是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确保企业能使用新的技术提高生产力,创造新价值,更好地为人们提供工作岗位,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达成很多的共识,包括国际共识。
数字政府主要是说我们对公民的服务如何无缝链接。比如原本申请一个执照要跑不同的部门,如何让这个步骤变得更加简单。
数字化完备的社会是说,在新加坡,不同代际的人群可能对科技的熟悉程度是不同的,如何帮助中老年人使用科技提高他们的生活,如何帮助学校里的小朋友更负责任地使用互联网,网络的负面效应可以被控制:如让小朋友们不被网上的假消息误导,不受到网络霸凌等。这部分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之尽一份力。
澎湃新闻:现在我们到了大数据时代,你认为目前网络安全领域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陈杰豪:首先我是想说,大数据是被误读了。很多人说“大数据是新的石油”,但在和产业界的朋友们交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还造成了概念的误导。首先,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用完就没有了,但数据不同。数据被分享得越多,输入得越多,你就会得到越多,可以做更复杂的分析,数据用得越多,价值就会更多,这一点和石油完全不同。因为如果我说数据是新的石油,人们就会觉得,“不能分享”。
大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分享一定要以负责任、可信赖的方式进行。我认为这要有两点,首先是保证数据分享的方式要以安全的方式进行,保证无权获取这些数据的人不能使用它,同时要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安全。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个人,数据必须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式传输。
第二点是,数据的分享很重要,他能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消费者,但他要需要被企业、组织、司法机构和政府机关保护,要有强有力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另外,人工智能中对大数据的使用有各种各样的落地场景,医疗、金融等,你可以让AI给你做简单的建议如推荐电影,但AI真正的功能会显著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医疗诊断或无人驾驶汽车。
AI对人们的生活是很有侵入性的,那么政府要设立一个怎样的框架才能保证消费者和公众,机器的推荐是不含偏见的,是否透明,是否可解释。比如,现在我给银行打电话申请信用卡,或者调高信用卡的额度,这背后实际上是机器在进行审核,那么机器在说Yes和No的时候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是因为我是男性所以Yes吗,或者因为我来自少数民族所以No?所以它必须要可以解释。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我们出具了一系列的指引,试图将其应用在算法之中,我想这是第一步。
所以第一是个人数据的保护,二是经过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分析,算法的建议是否公平公正、没有偏见,可以解释。
澎湃新闻:新加坡在大数据应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平衡上,有哪些经验?
陈杰豪:新加坡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施行了5年了,最近我们对其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评估,在不久的将来,其中一项重大的转变会是从规定制(prescriptive)变成问责制(accountability)。
从消费者获取数据的组织如果想将这些数据分享给商业伙伴,那这个组织需要被消费者、监管者和社会问责。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没有完美的法规,可能今天适用的法律法规明年就不符合实际了,科技的发展太快,商业模式的变化也太快,最可持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问责制。企业从管理层到执行层,都对消费者、监管者能够问责,这是我们要做的最大的改变。
我们还设立了“个人资料保护信誉标志”(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DPTM),为消费者数据保护做的好的公司认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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