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脸书开除的华人工程师:在硅谷,不敢失业两个月

百家 作者:腾讯科技 2019-10-16 05: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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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紧急呼叫 | 中国工程师声援自杀同事遭脸书开除:公司解雇理由模糊,时长约4分51秒


10月7日,刚刚入职 Facebook 3个月的华人工程师尹伊被正式解雇,理由是“缺乏判断力”。


9月26日,尹伊参加了为此前跳楼身亡的华裔工程师陈勤(音译)举行的抗议会。抗议会上,他将工牌扣在胸前最显眼的位置,并在现场接受了媒体采访。


9月19日,就职于Facebook的38岁华裔工程师陈勤,从公司总部园区内的一栋办公楼4楼跳下,不幸离世。据其公开的领英页面显示,陈勤毕业于浙江大学,到美国后在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去年3月入职,就职于广告组。


事后,网上多人发帖,将陈勤自杀归因于公司内部的高压工作环境、职场霸凌与其面临的签证困境。离职不久的该公司前技术主管综合该公司内部匿名论坛的消息称,死者生前日夜工作,或因绩效考评、面临开除选择自杀。


26日中午,超过400名华人身着黑衣,手持鲜花集聚在公司门口的标志性Logo前集体默哀。花束堆满了标志墙,写有“反对有毒的工作环境”、“我们要求真相”等英文标语牌沿街一字排开,人们高喊标语,要求总部的高层回应诉求、公开真相。



作为在职员工,尹伊参加了这场集会。而立之年赴美求学、异域求职、漫长的绿卡排期,透过陈勤的境遇,尹伊看到了自己。抗议会现场,他身穿灰色T恤和浅色牛仔裤,接过麦克风,情绪激昂,带领人群高呼:“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


抗议结束后,尹伊被公司约谈、警告,在度过“惊心动魄”的一周后,他被正式解雇。


以下是新京报和尹伊的对话:



“真正亮出工牌时,手害怕得发抖”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知道陈先生的事情?


尹伊:9月19日乘坐公司园区的穿梭车时,一位亚裔司机说,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个人跳楼了,还是个亚裔。


当时觉得很大概率是华人,中国留学生当码农的多,基本上十个亚裔里有七八个都是国内过去的留学生。


公司内部,大家好像不怎么讨论这事,我私下里会跟室友说两句,也是Facebook的员工。但总得来讲,我们信息也不全,讨论不多。


新京报:公司有禁止你们谈论此事吗?


尹伊:没有,我参加抗议会之前没有碰到。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参加抗议会?


尹伊:我跟他的情况太像了,陈先生的履历基本上是公开的。他也是此前在美国干了一段时间,然后30多岁来读硕士,把家里人都带来。以为会有稳定工作,却又面临着长时间拿不到绿卡的情况,我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年岁不小了,在美国打拼,各个方面肯定都不如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我知道这非常辛苦,而且很孤独。


我不是特别高尚的人,之前没参加过任何群体抗议活动,对抗议没有任何概念,我那时还以为是悼念会。但我觉得该去,一方面同事去世了,应该去悼念。另一方面他跟我很像,参加悼念会,我心里也好受点,觉得至少对自己有个交代。


抗议会后尹伊接受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新京报:当时现场的情况什么样?


尹伊:现场抗议有四五百人,主要都是华人,包括浙大校友会的,还有不少Facebook的员工。我一路走过去的时候,看见不少同事三三两两往集会地点走,一边走一边悄悄把工牌藏起来,所以我推断在现场肯定有不少是Facebook的同事。他们可能由于种种顾虑不太愿意亮出工牌。


我当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是抗议会,还想悼念会为啥要把工牌藏起来呢?在现场。我很快被气氛感染,亮了工牌。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值得有一个实名的人站出来说我是他同事,这意义不一样,也是陈先生应该得到的待遇。


然后看到大家太阳底下晒得那么累,汗流浃背的。正好这时现场几位男生跟举牌抗议的女生说:“咱们都换一换”。于是我也跟那女孩换,接下了女孩的麦克风。喊了几句口号,“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华人的命也是命”。


新京报:视频显示你当时情绪很激动,那时心理状态如何?


尹伊:事实上真正亮出工牌的时候,我的手害怕得发抖,因为等于跟雇主作对了。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加上没有在四五百人面前说过话,所以又紧张又害怕。多种感情最后导致手发抖戴不上工牌,就找站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让她帮我戴上。


新京报: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一场抗议会?


尹伊:是事情结束之后,才慢慢回过味儿了,逐渐意识到那不是悼念会而是个抗议会,后来又问了几个人才确定。


9月26日,抗议会现场,右侧拿着话筒的男子为尹伊。图片来自网络



“把我开除了,反而没那么糟糕”


新京报:接到开除通知是什么时候?


尹伊:抗议结束当天我就跟公司交代了,说我接受采访了,可能会违反公司的政策。


当天晚上公司HR发了一封信,说要尊重陈姓工程师隐私,不允许员工谈论关于陈先生跳楼的事件,特别是不要在公司外部谈论,第二天我被安排参加一场临时会议,HR要求除了不允许谈论跳楼事件外,也不允许我私自探望他的家属。


我当时就说这是侵犯人权,人都不在了,家属想见人还得公司同意。接着10月1日又收到了公司的最终警告信,意味着我在任何地方违反公司政策都会被开除。这封信可能会影响工作考评,而且一直附在履历里。


我很不安,去咨询团队导师,也没有跟她说陈先生的事,只是想问我得到最终警告信有没有危险,结果她脸色大变,说不想和我讨论。当天中午我发现自己被举报了,下午程序没写完就被赶出去了,强制在家办公。周一接到电话说我被开除了,理由是缺乏判断力,其中包括未经许可接受了采访、故意隐瞒接受采访的事实,还有我的言论引起同事的不适。


HR在邮件中要求不要谈论跳楼事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事先清楚公司关于不能接受采访的规定吗?


尹伊:培训的时候有这一条,但在现场时我已经把这事忘了,抗议结束后我意识到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回去第一时间就向公司HR报告了。


新京报:这期间你的心理状态如何?


尹伊:在抗议结束之后,9月27日的10点半到11点,这半小时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找了一间屋子哭了半小时。


我很在意周围人的反应,我母亲挺崩溃的,特别担心我,跟我通视频的时候都哭。我之前完全没有料想到,母亲这个反应让我觉得非常难过。


这期间,我把最坏的情况想好了,不是辞职,不是被开除,而是公司留着我,然后时不时给我穿小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年,可能是最糟糕的。


把我开除了,反而没那么糟糕。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缺乏判断力”这个解雇理由?


尹伊:这就是个口袋罪,只要你对某事的判断跟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不一致,一定就是你缺乏判断力,因为判断力是公司的,是人力资源部门定义的。HR讲判断力,讲的是公司利益,为了公司利益可以“捂盖子”。但对我自己而言,良心驱使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新京报:收到最终警告信后你是什么心情?


尹伊:我因为追求真相收到这封最终警告信。现在我还是这句话,被脸书开除,是我人生中的至高荣耀。


尹伊收到的最终解职邮件。受访者供图



“在硅谷,不敢失业两个月”


新京报:你在现场喊的口号:“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这种情况”指什么?


尹伊:既指职场霸凌,也指可能存在的H-1B歧视。


在持H-1B签证期间,如果你失业,过去是必须在十天内找到工作,这是非常可怕的。虽然现在是必须要在两个月内找到工作,但这也不太够,因为很多公司面试走一套流程也需要两个月。这样一来,雇主给我们这些国际员工的工资就更低。挣得更少,还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歧视或者霸凌。


我现在依靠OPT实习资格留美,每年有机会抽H-1B签证,之后就是等待绿卡排期,对我们这些华人来说,通常要排8到10年,这期间都要受到签证有效期的钳制。我之后也一定会面临这个情况,谁也逃不了。


我觉得包括陈先生的悲剧,核心问题都是出自系统设置的问题,一是H1-B签证制度引发的霸凌或者歧视,第二个就是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考评制度的滥用。PIP制度存在于Facebook和亚马逊等部分公司,原本作为表现改善计划,本意是思考如何帮助员工,现在却变成开除员工的过渡过程。


新京报:签证制度对个人的钳制体现在哪些方面?


尹伊:第一,不敢辞职、不敢休息,人就跟机器似的。和朋友聊天,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不敢失业两个月”,这种话我觉得在硅谷挺常见的。其实很多码农干了两三年觉得有点累了,会想休息半年,但是不能。因为失去工作就意味着生活需要重来一遍,基本上就得从美国滚蛋。


所以生活的选择权就大大降低,没有选择权,如果只能奔着一个雇主猛干,那生活质量太差了。


新京报:你在Facebook的时候工作环境怎么样?


尹伊:我是7月份入职,到现在不到三个月。我原来在推送组,一周工作40小时,工作生活平衡比较好,压力我完全能接受。陈先生所在的组不一样,被开除后很多广告组的同事悄悄加我,我从他们那里得知广告组特紧张,这也是硅谷人尽皆知的秘密。


他把我开除了,我当然有意见,但我不得不说,他给我的待遇相当好,让我认识到原来我值这么多钱。其实直到现在我也还是心存感激的,这点不能抹杀掉。


尹伊在社交账号更新的解职动态。


新京报:会觉得遗憾吗?


尹伊:对于在抗议现场的发言,现在有两个小遗憾。后来有朋友跟我提,一是我当时激动之下语言不太干净,爆粗口了。另一方面,因为想团结在场的华人,喊“华人的命也是命”,感觉像是打种族牌。我觉得还可以平衡得再好一点,一方面团结在场华人,另外一方面避免打种族牌。


新京报:“避免打种族牌”是指什么?


尹伊:尽量有事说事,在团结华人的同时,别把这事说成是整个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压榨,其实这是所有拿H-1B签证的人都会受到的待遇。


“H-1B霸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只不过在留学生群体里华人占多数,所以后果主要显现在我们身上,但肯定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也在忍受这个。


新京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尹伊:准备找工作。出事那几天,每天几千人加我,给我介绍内推机会,真的特别感动。我现在也委托了陈先生的代理律师,他正在评估,看看有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的空间,例如要求两三个月的误工费,不能的话也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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