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你怼人的样子真可爱

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代小佩

“我声明啊，有些宣传不对。我去敦煌是服从国家分配。”

12日上午9点，一场关于“莫高精神”的宣讲报告会在国家博物馆开展，81岁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为唯一报告人，用一个多小时回顾了她与敦煌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樊锦诗在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上签名

9月底，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随后赴香港领取了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这个南方的姑娘，在敦煌大漠待了56年，只做一件事：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她也因此被称为“敦煌女儿”。

如今，樊锦诗头戴无数光环，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但是她反复强调，自己不过是一个寻常人，所获的荣誉实际上属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整个群体。

心归敦煌

樊锦诗年事已高，孩子们都希望她能回上海，不要待在敦煌。但樊锦诗不愿意，她说：“（敦煌）这里人很多很熟嘛，你想看洞可以看洞。你在上海待着干什么？看房子？”

提到房子，樊锦诗是在60岁后才买到人生的第一套房。“浦西的房子咱买不起，咱们看也不看，浦东的两千多，房子也还挺大，咱就买吧。”

樊锦诗于是跟兄弟姐妹借了点钱，花四十多万买下了上海一套房子。她说，本来想着退休后能享享福，结果房子买完变成了“旅馆”，自己依然身处敦煌。

最初在敦煌工作，樊锦诗一直住在一间清朝小庙，住了近20年。直到1981年，邓小平来莫高窟视察，解决了一批文物工作者的后顾之忧。说起这段往事，樊锦诗也是相当耿直：“你再不做这样，没有人来了，还叫我们艰苦奋斗。”

但实际上，“耿直奶奶”最不在乎的正是名利。她不喜欢钱，也想得通透：钱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她也不喜欢接受采访。

有一次记者对樊锦诗说，听说采访对您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事情。樊锦诗直言不讳：不是压力比较大，是太烦人了。

记者在采访中提到樊锦诗与丈夫的婚姻往事，樊锦诗毫不客气地说：你什么都知道，还来采访干啥。“怼完”记者，樊锦诗自己也跟着乐了。

情系石窟

1962年，也就是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前一年，樊锦诗来到敦煌实习。当时，老前辈常书鸿、段文杰都住在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的土房子，睡土炕，点油灯和蜡烛，喝咸水，尽管如此，他们却坚守了将近20年。

樊锦诗回忆那段日子，说：“想吃瓜子连瓜子皮都看不着。想要方便要去很远的土厕所，一点儿也不方便！我很不理解，这种环境下，他们怎么能待将近20年。”

当时，他们进石洞工作要爬树枝做成的蜈蚣梯。由于害怕，樊锦诗一开始是拒绝爬这种梯子的。

在敦煌实习的时候，樊锦诗几乎天天失眠，可能是水土不服或营养不良，她进石洞甚至都走不动路。

老师怕樊锦诗出事，让她提前结束实习离开了敦煌。樊锦诗坦言，自己并非大家想象中那样了不起。“虽然敦煌的美让我魂牵梦萦，但艰难的条件让我望而却步。实习结束后，我没有一点儿再去敦煌的想法！”

没想到，毕业分配工作，樊锦诗却偏偏被“发配”到敦煌这片贫瘠的大漠。

父亲担心女儿身体吃不消，特地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请求学校重新考虑樊锦诗的工作分配。结果，信件被樊锦诗悄悄“扣”了下来。那个时候，受到雷锋精神感召，她想，既然决定服从分配，不管敦煌条件多苦，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去。

到敦煌后，樊锦诗就住在那间已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清朝小庙。有一次半夜上厕所，她看到不远处有两个绿绿的眼睛，以为是狼，掉头就奔回房间，憋了整整一宿。第二天早上才发现，那不是狼，是一头驴。

 

樊锦诗开玩笑说，来到敦煌是“自投罗网”，却没想到日久生了情。莫高窟的美，前辈的嘱托，让樊锦诗想要留在敦煌做点什么。在她眼里，莫高窟是一个经常生病的老头儿，需要关注与呵护。

樊锦诗全身心地照顾着莫高窟这个千岁“老头儿”，却忽视了家人。她常年在敦煌，而丈夫彭金章当时在武汉大学。1967年结婚后，二人两地分居了整整19年。樊锦诗谈道：“再不团聚的话，都快退休了。”

结婚尤其是有孩子以后，樊锦诗想要离开敦煌的念头更强。但她始终在离开与留下之间徘徊。她形容自己当时的纠结状态：“那时，我一会儿想走，一会儿想留，一会儿想走，一会儿想留……”留在敦煌，又惦记远在武汉的家人，离开敦煌，又于心不忍。

 

年轻时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在思念家人和深爱敦煌之间摇摆的樊锦诗，十分痛苦。

终于，为了这个家，丈夫彭金章在1986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自己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追随妻子来到敦煌，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研究商周考古改为研究佛教考古。

“敦煌女婿”彭金章的研究，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忆及彭先生，樊锦诗颇为深情地说：“这样的丈夫，我想了想，是提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有记者问樊锦诗：敦煌当时也没啥旅游，你俩在敦煌约会都干啥呢？樊锦诗不假思索地说：看洞。俩人爬沙山，看莫高窟的石窟，然后瞎聊聊。

 

樊锦诗还谈到自己的择偶标准：热情、可靠、愿意帮助人、厚道。

虽然不会说“我爱你”，但樊锦诗却把丈夫喜欢的事记在心里。

2017年，樊锦诗参加了文化节目《朗读者》。在此之前，节目组邀请樊锦诗好几次，都遭到拒绝。有一天樊锦诗却突然提出要来。后来得知，是因为彭金章喜欢看《朗读者》。樊锦诗笑着说：“他在电视里看见，他可能高兴。”

 

遗憾的是，节目播出后不久，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离世了。

2018年春节，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过。她把彭金章的照片放在餐桌前，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虽然丈夫已经去世，但樊锦诗却觉得爱人一直在身边。轻轻地走路、关门，怕影响丈夫睡觉。

彭金章安葬在上海，樊锦诗说，这是暂时的。将来，他们两口子要一直留在敦煌。

就像彭金章曾形容的那样：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樊锦诗说，她最后也是要回到敦煌的。“我们两个人嘛，既然是两口子，意思就是永远的两口子。”

留住根脉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她感受到沉甸甸的担子：“我这是本该退休的年纪啊。”但领导对她说：“你别管，你就干。”从业务岗到管理岗，事情千头万绪，樊锦诗只能边干边学。

樊锦诗在任期间，不少人打起莫高窟的主意，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樊锦诗非常愤怒：“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为了给莫高窟撑起一柄保护的大伞，樊锦诗拿起了法律武器。

在她的推动下，2003年，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此后，《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也得以颁布实施。樊锦诗曾在采访中语气坚定地说，不能让人随便动莫高窟。

生意人不敢随便动莫高窟了，但莫高窟自身却在岁月的侵蚀下垂垂老矣。

樊锦诗拿出1908年和2008年拍摄的莫高窟壁画对比照，可以看到，莫高窟壁画逐渐变模糊，颜色也在慢慢褪去。

如何让千年壁画永续留存？这成了樊锦诗日思夜想的难题。随着来莫高窟旅游的人逐年增多，解开难题变得日益紧迫。

“只要你多想这个问题，一直想这个问题，就会有人来帮你。”樊锦诗说，她喜欢看科技类的东西，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有人问她要不要看看计算机，樊锦诗很高兴地去看。

当听到对方说“图像经过数字化可以在计算机中永久保存”时，81岁的樊锦诗形容当时自己的感觉：“用年轻人的话讲，我一看，脑洞大开。”

 

2009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

她无比兴奋地投入到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工作中，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但实际上很难做啊。”樊锦诗叹了口气。不过，为了莫高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他们咬着牙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作为守护人，不保护好莫高窟，那岂不是罪人。”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www.e-dunhuang.com）正式上线。全球网友只要点击鼠标，便能免费观览莫高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

 

在樊锦诗推动下，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

如今，莫高窟建立起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洞窟参观”的旅游新模式，不仅保护了洞窟，也优化了游客的旅游体验，这一模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2005年10月，樊锦诗向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

“但这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很多挑战和矛盾。”樊锦诗说，莫高窟的保护依然面临“小牛拉大车”的困境，文物研究行业人才匮乏和人才流失的现象令她十分忧虑。保护、研究和弘扬包括莫高窟在内的灿烂文明，任重而道远。

“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樊锦诗的声音掷地有声，在大厅内久久回荡。

 

樊锦诗在多个场合都说过一句话：人啊，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你要把你做的事当个事，这就行了。

 

有人说，在敦煌呆久了，樊锦诗变土了，变糙了，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吹硬了。

实际上，樊锦诗把内心的柔软给了心爱的人和钟爱的事业。她说：如果还有下一生，依然还是原来那句话，我为敦煌奉献一辈子是值得的，无怨无悔。

在最近出版的樊锦诗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封面上，樊锦诗这样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樊锦诗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写给北大新生的信

来源：科技日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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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义阳

审核：管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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