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电影，其实是你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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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门纪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1895年，圣诞节刚过不久，卢米埃尔兄弟准备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自己拍摄的短片。受邀前来的法国社会名流，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一批“观影人”。
一年后，中国上海徐园，常见有人挤在“又一村”茶楼的一角，看西洋影戏看得津津有味，啧啧惊奇。
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和琴师、鼓师一同，合作了自己拿手的《定军山》片段，北京丰泰照相馆最好的技师负责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后来，片子在前门大观楼放映，前来观看中国第一部电影的人络绎不绝。
电影《定军山》剧照
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建造的虹口活动影戏园，在上海乍浦路开张。由此拉开了“东方巴黎”“东方好莱坞”的繁华序幕。
电影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时间，但这亦是整个人类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发展最为迅猛的百余年时间，而中国电影人与中国观众始终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
当年，在卢米埃尔兄弟50秒的短片《火车进站》中，火车从右上方的景深处远远驶来，划过整个镜头，就好像要冲破银幕一样。不少观众还大吃一惊，赶紧起身躲避。
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片中的人物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今天，看电影已然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百货商场标配一间电影院，年轻人谈恋爱的经典流程是“逛街吃饭看电影”，当你填写个人简历时，即便是再想不到自己有啥爱好的人，也会在“兴趣”一栏中写上“看电影”……
原来，电影工业也早已像默片中的那辆火车，冒着腾腾蒸汽，悄无声息地，撞入了我们的生活。
它曾经是一门遥远的艺术，银幕上的人一板一眼，银幕前的观众正襟危坐。后来，它变成生活的回响，透过镜头，观众能窥见自己的身影。
而今，光影呼啸，年轻的面孔轮番登场，电影看得多了，电影里的世界倒好像离普通的中国人更远了。
经历了电影角色一点一点贴近普通人，又渐渐两脚离地的过程，看着这列火车驶近又驶远，坐在电影院里面对着索然无味“大片”的中国观众，盼望着它重新回归。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电影刚来到中国时，带着一层天然的高端滤镜，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
在中国电影产业尚不发达的时代，大量的译制片增加了这种陌生感，强化了观众的某种印象：电影里的人高鼻梁蓝眼睛金头发，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1950年夏天，《大众电影》杂志创刊，面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与影迷，提供资讯、深入报道与影评。第一位登上杂志封面的，是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的男主角“伐尼雅”。
《大众电影》创刊号封面
伐尼雅是苏联作家卡捷耶夫笔下的一位“小英雄”，聪明又倔强。影片讲的就是他帮助苏联红军的骑兵战士打败了德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上映的电影中大量涌现了“伐尼雅”式的英雄形象——
由鲁莽冲动的小八路成长为真正革命战士的董存瑞，带领黑龙江老百姓开荒剿匪的老军人战长河，带领农民要在地主的平原上卷起风暴的朱老忠……
他们在电影中完成的战斗、胜利与成长，与银幕外老百姓告别黑暗过去，欢欣迎接新时代的当下相吻合。
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发生的转变，也在观众中发挥出强大的共情能力——当然，这种共情通常还是仰望的，这些英雄式角色，与普通人的生活还相去甚远。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当年颇受好评的一部影片
每当夕阳西下，放映员将幕布架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板凳放到黄金观影位置。有些人住得远，翻山越岭，赶了几十里路也要过来看电影。
好位置是盼不上了，满满当当的观众从四面将银幕围住。再后面一些的人都不用板凳了，干脆爬到屋顶上、电线杆上，因为看电影太过入迷而摔一大跤也是常有的事。
1963年，受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的影响， 崔嵬导演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小兵张嘎。虎头虎脑的嘎子哥在白洋淀闹出不少笑话，但他又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一度成为众多50后、60后争相模仿的“偶像”。
小兵张嘎，是一个不同以往的革命战士形象
影片宣传资料是这么介绍小兵张嘎的：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他只有13岁，擅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
同年，上海《青年报》有文章报道，有孩子把铁丝弯成“小手枪”，把火柴头当火药装在上面，在别人耳朵边放得砰砰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嘎子哥也是一代熊孩子的“反面教科书”。
孩子忙于模仿偶像，青年人则充分利用看电影来找对象。
坊间曾这样形容七十年代的电影院：“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拥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日本电影内部发票。”一来二去放的都是那几部电影，谈的恋爱多了，台词都能背得出来。
但薄薄的幕布终归挡不住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在日复一日的单一题材影片里，观众解读出了别样的意义。
“快……快去救列宁！瓦西里……瓦西里是叛徒！”
作家叶兆言回忆，有段时间公映的外国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人多次买票，就是为了看《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那段《天鹅湖》。
据说《列宁在一九一八》是东北厂译制的，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所以无论是列宁，还是瓦西里，说话都自带一股东北味。
以至于人们说起影片中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都会不自觉地模仿东北人。
更有传说，某些地方不允许银幕上出现过分露骨的镜头，所以当《列宁在一九一八》播放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以及瓦西里夫妇拥吻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使出简单粗暴的剪片技巧——在恰当的时间用手挡住镜头。
七十年代末，高仓健的《追捕》播出，国内正流行的“唐国强式”奶油小生受到硬汉潮流的强烈打击，即便他们逢人便夸“你长得真像真由美”，也无济于事。
《追捕》1976年在日本首映，1978年引入中国公映
作家莫言曾和友人争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到底有没有赚得国人一万吨眼泪。友人是这么算的：中国当时看过电影的有1亿人次，每人流一两眼泪，一算就1万吨了。
1972年的秋天，莫言曾经饿一天肚子跑50里路，到电影院为花妮的故事热泪盈眶。
30年后，莫言再看《卖花姑娘》，他“一边看里面的情节，一边想象自己忍着饥饿往县城奔跑，想起当时那么年轻，那样有追求，为了看一部电影可以不吃饭”，便依然泪流满面。
让这个山东少年感动到涕泪横流的角色，从英武的革命战士变成了异国的少女，奔跑着的莫言那时候一定想不到，一个属于平民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
《卖花姑娘》剧照
中国电影的许许多多个“第一次”
八十年代属于启蒙，这一点在文艺作品上表现为人性的回归。具体到国产电影而言，就是宏大叙事的版图渐渐缩小，日常生活的题材渐渐扩大。
镜头一点一点放低，终于到了和普通人齐平的高度，我们能在电影里看到越来越多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轮廓，单一的性格，而呈现出属于生活的多元和温度。
青年制片厂诞生，青年电影人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第四代”导演登场。
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导演们组成了小团体，取名为“北海读书会”，并在誓词中写下：
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奋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一部《红番区》，让成龙与贺岁喜剧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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