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香港警方讯息不断，多名涉嫌参与近期暴力犯罪活动的人员相继被捕。当大家把视线都聚焦到这些在港祸乱分子身上时，也不该忘记，梁天琦、罗冠聪、周永康等多名“跑路”的骚乱分子，依旧还在海外招摇呐喊。
接下来要讲述的是周永康，他在“祸港马前卒”中排名第三，是圈内有名的“理论家”“鼓动家”和“行动家”。如今，身在他乡的周永康声称不再是“最前线的行动者”，而是“后台的支持者、推动者”，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他戴着黑框眼镜，时常穿着一件印有港英旗帜的黑色T恤衫。这名“港独”分子周永康已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2019年8月17日，他现身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街头，参加了所谓“纽约集气，支援香港”的集会。
中学时，周永康还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喜欢读小说，极少参与社会活动。进入香港大学后，周永康开始担任学生会刊物《学苑》的编辑，他的思想也随之变化。
《学苑》杂志创办于1952年，是香港历史上最悠久的学生刊物之一。
97年香港回归后，一批校园“港独分子”并不甘心，他们不愿《学苑》回归正常的校园刊物。当选副总编辑后，周永康开始在《学苑》上发表文章，他鼓吹“香港民族命运自决”，还抛出“香港应公投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的谬论，甚至还杜撰出一套“香港民族论”。
他的歪理邪说没有赢得多少掌声，周永康坐不住了，他觉得“只靠文字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行动”。
为了实现从“港独理论家”到“祸港行动家”的跨越，一向沉默寡言的周永康开始练习演讲术，尤其侧重如何鼓动和激发受众的情绪。2014年前后，他买了很多演讲之类的书籍，甚至不乏营销技巧之类的心灵鸡汤。
“实在是没有经验，不会说soundbite（一种容易被听众接受和传播的语录式句型），甚至连喊口号都不习惯。”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周永康自述他的“转型之路”。
当一向沉默寡言的周永康，开始站在街头眉飞色舞时，连他中学时代就开始相恋的女友Kawan也不敢相信：周永康居然“转型成功”。台下，她一度对周围的朋友说，“这个人不是我的男朋友”。
倘若周永康将如此功夫用在学业上，可能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励志故事。可惜，他南辕北辙走上“祸港乱港”之路：
2014年7月，周永康参与和组织重夺“公民广场”的行动；9月，他又领导“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组织全港大罢课，并当众宣读所谓“罢课宣言”；10月，香港爆发所谓“雨伞革命”，周永康又作为“学生领袖”，走上谈判桌与香港特区政府分庭抗礼。
受黎智英、李柱铭等“祸港四人帮”的提携，周永康、黄之锋等人也会被安排出访。不过，他们很难见到西方国家的高层政要，只是以“证人”的身份亮相，以增加“找洋人、告洋状”的分量。
2015年5月5日，周永康和黄之锋走进加拿大众议院外交及国际发展委员会，就“香港政制发展”提供证词。次日，他又同罗冠聪、陶君行等人飞往美国，参加“公民力量”举办的研习营，与“台独”“疆独”“藏独”和“法轮功”等势力交流取经。
主张“台独”的“时代力量”黄国昌、徐永明等在台湾成立所谓的“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的组织，而非法“占中”核心头目黄之锋及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自决派”朱凯廸、香港“众志”罗冠聪及“人民力量”陈志全一同现身。
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
他们相互勾连，也相互拆台。为避免落入“擒贼先擒王”的困境，香港的“社运界”崇尚小组织之间的相互串联，但这也埋下纷争与撕裂的种子。
生于1991年的梁天琦是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的代表，他的政治生涯发迹于“鱼蛋革命”。2016年春节前后，他鼓动旺角和深水埗一带的渔民、小商贩等参与暴动骚乱，导致包括香港警察在内的130多人受伤。
周梁二人在“占中”等骚乱行动中分歧不断。这时，一直躲在幕后的李柱铭、陈日君、戴耀廷等幕后人物开始现身。
最后，正是在这一帮祸港头目的调解下，周永康“主动在港大罢委会一役中与梁天琦等本土派交流、和解”。
周永康更为沉稳、狡诈，逐渐在内外斗争中搏出位。2014年春天，第一次主持“学联”会议时，他就要求与会者交出手机，并用纸袋装好统一存放在洗手间旁边的小角落里。
罗冠聪、黄之锋和周永康
这种防止“窃听”的手段，打破了“学联”聚会的惯例，竟树立了周永康在小组织中的“威信”。参加上述会议的五十多名学生，很快成为“雨伞运动”“占中行动”“反修例运动”的骨干，并流向“港独”组织各个门派。
在门派林立的“港独”旗帜下，各家内讧与内斗是常态。
2017年7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就“四名议员宣誓丑闻”做出裁定，刘小丽、罗冠聪、梁国雄和姚松炎四人失去议员资格。开庭前，梁国雄居然撑着一把雨伞入场，上面写有“提防内哄”字样。
“港独”组织丑态百出，内斗不断。周永康与年幼他六岁的黄之锋曾是“好友”“狱友”，他们分别领导的“学联”和“学民”组织几度联手，却也时常曝出分歧，最终分道扬镳。
2014年12月1日，围攻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失败后，黄之锋带领两名“学民”女学生宣布绝食，以要求政府就重启政改展开谈判，这一度引起“学联”的不满。
“始料不及！”在次日的香港《一锤定音》节目中，周永康公开谴责“学民”绝食的做法“有违双方共识”。
周永康事后如是解释反对绝食的理由：当时，多数示威者的体力和精神“就快崩盘”。一名参与闹事者在当晚的小头目会议上情绪崩溃地叫喊，“今天晚上一定不能升级，否则状况一定会很糟糕！”
自此，周黄二人逐渐分道扬镳，他们最后的“同框画面”依旧是共同走进监狱的那一刻。
2017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判决，裁定黄之锋即时监禁6个月、罗冠聪即时监禁8个月、周永康即时监禁7个月。
香港警方拘捕学联秘书长周永康
三人走出终审法院的那一刻，周永康与两旁的罗冠聪、黄之锋挤出笑容。离开记者的镜头，他们又都皱起眉头。周永康成为囚徒，最痛苦的还是他的父母。2017年8月17日的法庭上，他的母亲海伦·魏(Helen Ngai)哭成泪人，站不起身，最后在丈夫的搀扶下才离开法庭。
周永康的父亲西德尼·周(Sidney Chow)略微坚强，他抹了一下眼角的泪对现场的新闻记者说，“这是一条难行的路，仔拣的，就是仔拣的。”
周家有两个儿子。按照父母的期望，长子周永康应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2017年秋天，他原本计划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周永康却坚定地走向乱港之路，最后却进了监狱。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港独”分子煽动起一些年轻人上街，他们的父母一代则对“港独”持反对的态度。
一些不良机构恶意夸大这种“政治代沟”，而罔顾和平、勤劳等基本的道德规范。周永康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他的父母是通过勤劳致富的工厂主，在香港以及美国纽约皇后区都有多处房产。
公开信息显示，周家在全球拥有多家纺织和制衣企业，至少聘任3600名员工，工厂主要分布在越南、孟加拉国和中国内地，包括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制衣厂。
资料图：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
周永康大学之前的履历并不复杂，1990年8月，他生于香港，一度随父母到东南亚经商生活，小学时作为“插班生”返港。
进入位于香港粉岭的信义会心诚中学后，涉世不深的周永康遇到多名“激进”老师，他的“三观”悄然被浸染。周永康印象最深的是视觉艺术科老师杨秀卓，他还有一个艺术作品是“把自己赤裸关在笼里”。
考入香港大学后，周永康又遇见了司徒薇。她是该校的比较文学助理教授，被周永康视为“生命中的良师”。
如今，司徒薇已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却是隐匿在香港教育界的一名“港独”分子。大概十年前，她也曾是香港街头政治的风云人物，曾与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合伙创办“土地正义联盟”，与“港独歌手”何韵诗同属“文化界监察暴力行动组”，她还经常与“长毛”梁国雄喝酒聊天。
2010年2月，司徒薇还带头反对修建利港利粤的广深港高铁，并自任“反高铁大联盟”的发言人。其间，她还曾带领年轻的学生们当地跪地“苦行”，抗议高铁建设。
对于这段丑态百出的街头作秀，司徒薇不以为耻。据周永康接受采访时透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他多次听到司徒薇在课堂上炫耀自己的反高铁的经历。
广深港高铁开通后，司徒薇又重返香港大学校园，开始转向培养“祸港乱港”分子。
而就在“爱徒”周永康被判监八个月的前夕，一直不遗余力地将“祸港乱港”的罪孽根植于香港街头那些年轻人心中的司徒薇，却表示自己遁入佛门了。
综观周永康的“祸港乱港”之路，不良老师诱导与学校教育罪不可逃。各界也普遍质疑，香港教育到底怎么啦？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顾敏康近日撰文指出，如果说香港的社会“病”了，那么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
“有些办学团体和校长不敢处理政治立场偏激的老师，养虎为患，最终被噬的是自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也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教育环境必须净化。”
周永康正是香港教育病重的样本之一，或许是早已料到了在黄之锋等人末路狂奔的前方有什么在等着，已经置身美国的周永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今后，他的自我定位将“不再是最前线的行动者，而是后台supporter（支持者）、facilitator（推动者）”。
周永康还说，“我不会再在主流视野入面，大家可以忘记我。”
然而，他的反思只有个人功利的计较，依旧没有对自己所犯罪过的自责，他所谓“支持”和“推动”的态度，依旧体现了其名不符实、难以安康的本色。周永康的“急流勇退”依旧难逃“ONLY YOU”逻辑。正如香港经典影片《大话西游》在插曲《ONLY YOU》中唱到，“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来源：港嘢茶餐厅
编辑：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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