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一百多亿,卖身可口可乐失败,汇源果汁究竟发生了什么?

百家 作者:创业财经汇 2019-07-26 15: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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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汇源的困境,除了上下游负重拖累和渠道局限外,内部的管理风格也是弊病之一。


作者:商界识堂(shangjieshitang) 

撰稿/ 邓一喜   讲述/ 张   斌


2000年的一天,朱新礼接到“德隆系”创始人唐万新的电话,邀请他前往新疆一见。

彼时,汇源成立8年,年销售额12亿元,以23%的市场份额雄踞果汁产业榜首,朱新礼有意继续开疆拓土,资金短缺却成了最大的拦路虎。而2000年正是“德隆系”的辉煌期,唐万新曾带领德隆,从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帝国,他雄心勃勃,希望凭借资本优势、以投资并购的方式发展多个产业,完成“大产业整合梦”。

两人相见恨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

2001年3月,汇源和德隆合资成立“北京汇源”,德隆出资5.1亿现金持股51%,汇源以设备和技术入股占49%。

合作初期,汇源形势一片大好。不到两年时间,汇源就新增20余个大型生产基地,由山东、北京大举扩张至中西部10余个省市。在重庆,他以6.6亿元投建了亚洲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全国当时仅有14条PET生产线,汇源占了11条。

汇源扩张如火如荼之际,德隆却陷入泥潭。中国股市没有像唐万新预料的那样再涨10年,2001年,沪指从2000点一度跌到了1300点。为了“护盘”,唐万新频繁从汇源借钱。截至2002年底,他已经从汇源借走了3.8亿。

朱新礼意识到自己不能当“提款机”,决定和唐万新“摊牌对赌”:以一个星期为期限,谁先拿出8亿元,就能购买对方的股份。

消息传出时,舆论认为朱新礼太过冲动。他是村委里出来的农民,玩资本哪是巨头的对手?此前,德隆已经靠资本游戏吃下了一系列公司,从未失手。可结局令人大跌眼镜:唐万新退出,汇源成了唯一一家从德隆系“全身而退”的企业。外界一片惊呼。

实际上,朱新礼在提出“对赌”时,就已深知德隆系的状况,对方很难抽身在饮料这个集团的“副产业”上再大动干戈。朱新礼也做好了拼到底的准备,协议的第二天,他就和北京顺义县委书记达成合作协议,筹得资金,抢占了先机。

与德隆“分手”后,朱新礼学会了如何与资本共舞,他开始频繁在资本市场上有所动作,吸纳资金来推动汇源的发展。2007年2月23日,汇源成功登陆港交所,筹集资金24亿港元,创造了是年以来港交所最大规模的IPO。上市当日,汇源股价上涨66%。

那似乎是朱新礼事业的最高峰,他对汇源的未来满怀信心。

转折发生在2008年9月。

当时,汇源果汁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国内外资本的“青睐”。可口可乐提出以12.2港元/股、总价约179.2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所有股份,这一收购被称之为“天价收购”,因为当时汇源果汁每股价格是4.14港元。

朱新礼对这桩收购满意至极。他的想法很美好:利用套现资金再立山头,转战上游领域,生产和销售等复杂工作交给精于此道的可口可乐。

带着这份美好蓝图,汇源果汁全心全意为收购作准备,应可口可乐裁撤销售渠道的要求,大幅精简销售系统,削减销售人员,2008年年初,汇源员工总数还有9200多人,到年末,只剩下不到5000人,其中销售人员仅有1160人;同时,开始加快对上游的布局,在湖北、安徽、山东等多个地区建设水果生产基地,仅两个月时间就投入了20亿元。

然而,这笔当时中国饮料界最大的“民企被外资全额收购案”闹得满城风云,国家商务部最终依据《反垄断法》叫停了这笔收购,打破了朱新礼为汇源构建的全新蓝图。

并购失败之后,汇源的后遗症开始凸显。

产业链上游:投资加重了财务负担

——由于扩张,消耗了大量财力,结果却是大批工厂闲置、工厂产能利用率不足。

《法治周末》的一份调查称:汇源新增、并购工厂的产能很低,成本压力极大,这种状况从2006年一直持续至今。报道显示:2014年,汇源在全国拥有48家工厂,但产能使用率却不足30%。这意味着,每年折旧和土地使用权摊销等费用在吞噬这家企业的利润。

产业链下游:新产品投入侵蚀销售利润

——除了低浓度果汁,汇源陆续推出碳酸饮料、混合果汁、鸡尾酒等多个新品类,却反响平平。究其原因,是推出的产品不够“新”,一是时间上的滞后,就拿低浓度果汁来说,统一的鲜橙多,康师傅的每日C,可口可乐的美汁源早已“攻城略地”;二是产品的创新不足,当初汇源的成功在于开创了百分百果汁的概念,可是近几年的产品其实是在“跟随市场”。

产业链上下游纠葛,汇源陷入泥潭。同时,在销售渠道方面,汇源也存在局限性。在当初可口可乐收购案中,汇源撤销了大批的销售渠道和销售人员,之后收购被否,汇源又紧急调整架构,增加销售人员,2009年年末暴增到17000多人,其中销售营销人员就高达13000多人。

同样在2009年,朱新礼下大力气重建网络,收购了9个主要分销商销售网络后,在主要城市建立约50家直销分支机构,分销商数目在当年增加至约3000家。

但人多不代表能赚钱,汇源的销售渠道依旧侧重于大中型超市,其次是小型便利店和传统小卖店。2014年下半年,汇源果汁才开始拓展销售渠道,布局线上销售,与饿了么外卖等达成合作。

汇源的困境,除了上下游负重拖累和渠道局限外,内部的管理风格也是弊病之一。

汇源的管理层和员工,近80%都是山东人,朱新礼的儿女、兄弟、女婿等亲属均在汇源担任要职。朱新礼忙于资本运作,无暇顾及公司管理。这些亲属并不堪大用。

——2012年,朱新礼的亲侄子甚至因“贩卖商标”被撤职处理;基层的老乡也会“抱团取暖”,形成一个个“帮派”,人情和工作纠缠在一起,效率可想而知。

朱新礼曾试图打破“家族枷锁”。2013年7月,他卸任汇源总裁一职,当新任总裁苏盈福走入人们视线时,舆论几乎毫不怀疑地认为,汇源从此走出了家族化企业的旧时代,进入了职业经理人的新阶段。

对于这一次职业经理人化的大变革,朱新礼曾斩钉截铁地发声:“哪怕汇源被我新招来的人折腾死了,我也认。

就是在这种支持下,苏盈福很快就展开“变法”,方法简单粗暴——撤掉了所有事业部,将之前的30多名老部下作为管理者收至麾下。这一强势行为,使得外来派和“家族派”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势同水火。2014年5月,朱新礼“复出”,针对汇源营销架构,进行重新调整,这被视为朱新礼对苏盈福之前“变法”的一次表态。

仅仅上任一年零一个月,苏盈福便匆匆离场。随着苏盈福的离去,朱新礼启用入职15年的老臣洪莉顶班,同时,还公布江旭辞任执行董事,董事会提名朱新礼的女儿朱圣琴接任。

指挥棒从职业经理人手中,交还给了家族。汇源第一轮变革,就此以老农民式的“护犊子”宣告结束。

这并不是朱新礼第一次在管理转型上遭遇挫折。十余年间来,他曾先后邀请了可口可乐装瓶厂的高管、统一和健力宝高管、瑞典利乐公司高管等人才,堪称求贤若渴。但每次都无疾而终,偃旗息鼓后又回到“朱家”管理的原点。

家族枷锁一直是汇源快速做大的羁绊,人才和管理战略始终没有做到位。

从2009年开始,汇源的利润一路下滑,“黑洞”一步一步扩大。

朱新礼曾想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来摆脱困局:剥离果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将全部重心放在他更擅长的上游产业中,出售汇源果汁。

自2013年起,朱新礼陆续抛售旗下12家子公司来弥补亏空,并大幅裁员。2014年以来,朱新礼已经裁掉了1.38万名员工。另一方面,自2011年起,汇源连续6年亏损,公司负债不断增加,截至2017年6月底,负债达115.18亿元。

2018年8月,汇源果汁停牌。港交所提出,如果汇源果汁不能在2020年1月31日前达成所有复牌条件,港交所上市部将展开取消其上市地位的程序。

时隔多年,朱新礼仍清晰记得当年那场收购案的轨迹和细节,但他对于收购案的态度和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得知政策叫停的消息之初,朱新礼扔下手机,一个人跑到山沟里,把自己关了3天;几年后,他称收购失败是双输,但无怨无悔。

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假设:

“假设2008年,把汇源整个产业的三分之一,用24亿美元卖给美国公司的话,那这24亿美元加上原来的三分之二——汇源农业、汇源果业、汇源果酒等一系列汇源品牌,那汇源早就是千亿级公司了。”

 商业模式观察 

谈到汇源果汁,肯定绕不过十年前那起可口可乐并购案。

商务部叫停这次并购案,保住了民族品牌,但是打破了朱新礼为汇源构建的转型计划,做上游的农业种植和果汁供应。汇源因此做的许多准备工作,比如削减销售渠道,投资几十个亿建工厂,带来了强烈的后遗症。

朱新礼接受采访时喜欢自称农民的儿子,这是一句自谦,但汇源这家公司确实有着“小农意识”,比如令人诟病的家族式管理。来来回回几任职业经理人,都没有能在汇源生存下来,侧面印证了这家公司在管理和人员上存在着大问题。

与其怪商务部当年叫停了那次并购,不如在汇源身上找找原因。如果公司本身没有活力,什么样的并购和转型计划,都救不了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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