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一场输不起的世界大战

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作者丨熊剑辉

要是垃圾分类推不下去，中国会继续被发达国家收割“垃圾红利”。

1970年代，东京“垃圾围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东部的江东区。数百年来，这里一直就是“江户垃圾桶”。

恶臭盈天、污水遍地，江东人苦垃圾久矣！而且，也一直在反对将江东区变成东京的垃圾场。1964年，东京都政府在江东筹建第15号填埋场时，引发强烈抵制；1965年夏天，江东更爆发“蝇灾”，苍蝇多得爬衣服、钻鼻孔。都政府不得不火烧垃圾山，才搞定这场生态灾难。

但垃圾还得有地方堆和埋。为缓解江东的压力，都政府决定，到江东之外的其他区兴建垃圾焚烧厂，并且向江东承诺：1970年之后，不再往江东运垃圾。

但这个承诺兑现太难。

重点难在其他各区都不欢迎在自己的地盘兴建焚烧厂，其中最难啃的钉子就是西部的杉并区。因为事先没跟居民商量，也没公布选址理由（土地有一半还是私有的），杉并区强烈抵制了政府的计划，其他区的进展，也并不顺利。

于是，大量的垃圾还是往江东运。1971年，日均5000辆垃圾车开进江东，让江东父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9月27日，他们走上街头拦阻垃圾车，并向东京其他22个区发表公开信：谁不同意在区内建垃圾处理厂，就不让这个区的垃圾车进入。

“东京垃圾战争”正式爆发。

但接下来，各区却陷入旷日持久的扯皮。1972年12月，都政府计划设立8个临时垃圾收集所，又包括了杉并区。这次，杉并人直接和都政府打起来了。

这种硬扛的态度，令江东区出离愤怒，并第二次禁止杉并垃圾进入。结果，杉并区垃圾遍地，恶臭盈天，杉并人也饱尝了江东人的苦楚。即便如此，杉并区还是不肯屈服。

1973年，江东区第三次抵制杉并时，终于撂下狠话：再不解决问题，就让全东京给杉并区“陪葬”。

这让东京都政府无路可退，杉并区也接到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同意，都政府将强征土地，开建垃圾焚烧厂。

1974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调解下，“垃圾战争”终于和解，并确立了“各区垃圾自己处理”的总原则。

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今天，东京23个区建有21座垃圾焚烧厂，不仅涩谷这样的繁华市区里有，中央区的焚烧厂离日本皇宫更是只有3.5公里。没有焚烧厂的区，只能花钱交给别的区处理，矛盾也因此化解。

但“垃圾战争”遗留了一个巨大隐患：当时，垃圾都没有经过细致分类，而是直接拖进了焚烧炉里。

1999年2月，朝日电视台报道了埼玉县菠菜中二噁英严重超标事件，引发日本恐慌。超市对埼玉蔬菜全面拒收，跟今天福岛的待遇一样。

二噁英，一级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10000倍，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垃圾混烧，正是二噁英来源的罪魁祸首。而垃圾分类后，如果只投放可燃垃圾，并对焚烧炉进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

但这个污染机理，日本人也是90年代才彻底搞清楚。

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6000座焚烧厂冠绝全球。日本空气与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也飙升到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面对“埼玉蔬菜事件”，农林水产大臣要求彻查，时任首相小渊惠三亲自过问。但查来查去，却引发了埼玉农民的愤怒。他们指责朝日电视台和民间检测公司造谣生事。最后，电视台和检测公司还向蔬菜商赔了1000万日元了事。

这件事，究竟是空气污染还是土壤污染，早就说不清了。

但日本政府知道，必须做出强力改变。

1999年3月，小渊惠三召开内阁会议，要求用4年时间，将二噁英排放强制减少90%。为实现目标，7月“二噁英法”出台，2000年1月实施。

要想大幅减少二噁英排放，只有把垃圾分类搞严、搞细、搞到底。

因为“垃圾战争”后确立的“各扫门前雪”原则，使得焚烧厂已经分布在城区里和小区边。斗了那么多年，再想进一步规划和改变焚烧厂的布局，实际上不可能了。

史上最严苛垃圾分类，轰轰烈烈展开。

为贯彻二噁英减排，日本把所有环境法规统统修订一遍。垃圾分类上，更实施严刑峻法。像《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可判5年，罚1000万日元（60多万人民币）；企业或法人乱丢垃圾，重罚3亿日元（1900多万人民币）。

在静冈县，一家食品厂只是将过期酸奶倒进下水道。但因为散发恶臭遭到举报，社长、社员全被逮捕。

老百姓乱丢垃圾就破产了。况且，焚烧厂还在家门口，不好好分类，吸二噁英的只能是自己。

这样密切的利害关系，使垃圾分类得以贯彻。2003年，日本二噁英排放较1997年大减95.1%。成果立竿见影，也鼓舞了日本朝野坚持分类的信念。

凡见过日本垃圾焚烧厂的中国人，都赞叹其既“净”又“静”。比如大阪舞洲垃圾厂，外形像儿童游乐园，是焚烧厂中的“网红”。

但实际上，焚烧厂也是被逼的，居民对它们并不放心。

由于“二噁英法”，在日本出现了一个新行业——二噁英检测分析。高峰时，300多家专业二噁英实验室掘金蓝海，通过日本环境省权威认证的机构就达100多家。任何团体，都能很方便找到一家专业的二噁英分析机构。

于是，垃圾焚烧厂想糊弄老百姓就变得很困难。为取得周边民众支持，焚烧厂要不断公布环境报告，鼓励居民来参观、交流，甚至应对专业机构的分析和质询。

严苛的环境法律、深度的民间参与、专业的分析监测、就近的焚烧厂分布、长期的分类教育……这些因素，逼着日本人越分越细，也值得中国人参考借鉴。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球迷边哭边捡垃圾的场景，为其赢得了“世界上最爱干净民族”的美誉。

其实，哪有那么多民族天性，都是事到临头、利益关切而已。

2008年，导演王久良把北京周边四五百座垃圾填埋场跑了一遍。它们构成北京“七环”的震撼影像，被拍成了纪录片《垃圾围城》。

北京为此投资百亿，对周边垃圾场展开治理。

早在2000年，北上广等8座城市就开始搞分类试点。2012年，北京正式实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已明确要求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北京的323个街道，有三分之一已经展开了垃圾分类。

但垃圾堆积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10多年过去，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还是陷入了“垃圾围城”里。

上海4天的垃圾量，能堆出一幢420米高的金茂大厦；杭州3年的垃圾，能填满西湖……但社会公众对这些，几乎无感。

垃圾再多，也会堆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地方。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围城的急迫，就谈不上做分类的动力。

但市长们都知道，城市之间的垃圾战争，早就硝烟四起。

2016年6、7月间，太湖西山岛的苏州老百姓，发觉有点不对劲。

一艘艘船昼伏夜出，往来于西山岛上。天亮后人们发现，这个被誉为“苏州小九寨”的风景区、距苏州吴中取水口只有2公里的地方，被人倾倒了12000吨垃圾。

苏州人愤怒了。他们把没来得及逃跑的8艘船扣下，一审才知，这些垃圾来自上海。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次，苏州变成了“江东区”。

上海四处“倒垃圾”，也早就不是第一次。

2013年，一个叫徐国强的男人跟上海杨浦区绿容局达成协议：以每吨48-78元的价格，获得垃圾处置权。

当时，在上海市区收集、压缩、转运垃圾的成本，高达400块/吨。徐国强的报价，低得不可思议。

他们赚钱的秘诀，就是用低价层层转包，把垃圾转运到外地装卸、倾倒。整条黑色产业链上，所有环节都大赚其利。两年间，通过徐国强转手倾倒的垃圾就多达4万吨。

2015年，当他们把1670吨垃圾倾倒在无锡时，无锡市检察院迅疾反击，不但把徐国强一干人告上法庭，连上海杨浦区绿容局也一并送上了被告席。

2016年11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彻查上海垃圾非法倾倒。结果发现，上海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是2.4万吨/天，需求却高达3.34万吨/天。一些垃圾堆场表面停运，却未能封场，无渗滤液处理或改造也大大滞后。结果，渗滤液长期超标，直接排进了污水管网或河道里。

当大城市处理能力饱和、处理成本高昂时，小城市，自然成了垃圾处理的“价值洼地”。

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于是，类似案件蜂拥而起。深圳的垃圾倒于都、杭州的垃圾倒芜湖、东莞的垃圾倒肇庆、乌镇的垃圾倒凤台，甚至直接倒进长江……

而中国“固废法”规定：滥倒污染物，最高处20万元罚款。

可在东莞，不法分子为获得“倒垃圾”的“权利”，向环卫局领导行贿的钱都高达70万。

没办法，倒垃圾，太暴利。

2016年7月，当江苏海门再现上海垃圾时，上海终于下达禁令：垃圾一律不准外运。

垃圾既不能外运倾倒，便只能就地焚烧。要焚烧，就要考虑是混烧，还是分类烧。一帮“焚烧派”专家更认为，垃圾分类不必强求。只要引进发达国家（德、日）的焚烧炉技术，将炉温保持在850℃以上，二噁英即可分解，排放就能达标。

2017年，一家名为江苏力维的检测机构，因违规被注销停业。其主营业务是二噁英检测，其市场份额冠绝全国。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现，这是一家给钱就能出达标报告的企业，且“服务”过众多垃圾焚烧厂家。

中国“达标”的垃圾焚烧厂蛮多的，不知道专家们肯不肯住附近。

眼下，中国还没有专门的“二噁英法”。但有研究显示，早在2008年，北上广空气中的二噁英浓度就突破了日本标准。有专家呼吁，应尽早将二噁英和PM2.5一起纳入空气监测。

有些事，不说也明白了。上海（包括46座城市）搞强制分类，不就是为大家好吗？

2018年，王石成为深圳“垃圾分类大使”时，谈及一则见闻。

一次，他去日本拜会一位地产公司老总时发现，日本人喝完矿泉水，还要把塑料标签从瓶子上撕下来。他觉得很好奇，这位老总答道：要是塑料标签不撕，回收的塑料品质不高。

王石由此感慨日本人分类的精细。

但日本回收的塑料瓶，却大都运到了中国。2015年，日本向中国输入88万吨废塑料，其中包括110亿个塑料瓶。

如果你拥有一双上帝之眼，在俯瞰全球商品大循环时，会发现一幕“中国奇景”。

▲电子垃圾流动的全球轨迹

当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全世界，它们运行的轨迹会因目的地差异而大不相同。在落后国家，它们会沉积为死寂的垃圾；在发达国家，它们却因垃圾分类变成可回收资源，并运回中国。在中国庞大的资源回收体系里，它们会再度成为中国制造的原材料，成为商品后重返世界……

不论是耐克球鞋还是苹果手机，中国，始终是全球制造与原料轮回的终极核心。

2015年，中国拿下了全球22%的废钢、57%的废塑料、31%的有色金属废料、51%的废纸、28%的电子废料。全球一半以上“洋垃圾”会运到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大搞垃圾分类的国家是大卖家。

关于“洋垃圾”，又是一场“罗生门”。

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付脏钱给不法商人，诱惑他们在中国倾倒垃圾。这像极了上海与苏州关系的“国际版”。

但美国人却表示，中国商人大肆进口“洋垃圾”，并从中大赚其利。2018年之前，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废纸、废塑料，总价达56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国际贸易，靠“倾倒阴谋”不可能撑起来。

在广东汕头的贵屿、清远的石角，或许藏着答案。

这里曾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中地。鼎盛时，10多万人搞拆解，家家户户烧垃圾，烧掉塑料皮后，1000吨电子垃圾中能拆解出300吨铜。这一下，就造就了一门产铜10多万吨、价值数十亿的超级生意。

这些垃圾，不过经历了最粗浅的分类而已。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一半的铜来自资源回收。贵屿、清远冒出青烟的多寡，曾直接影响国际铜价走势，令环保部门也投鼠忌器。

日本人的塑料瓶，也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了行销全球的雨衣、手套和“的确良”服饰。

中国的“洋垃圾”商人们，一手把控中国的回收渠道，一手在美国的废品回收体系中布局。由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洋垃圾”的赚头超乎想象。

但整个中国，却陷入一个可笑悖论：一面垃圾围城，一面进口垃圾。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洋垃圾”经过了垃圾分类。

▲纪录片《塑料中国》：中国人肯为“洋垃圾”付高价

在德国，中国人以200欧元/吨（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废塑料。德国即便有处置能力，也愿意每年80万吨的巨量向中国倾销。

在东京，2010年的垃圾处理成本已高达5.8万日元/吨（3600多元人民币），但因为焚烧厂有卖电、卖热、卖废品的收入，向公众的实际收费，只有1.45万日元/吨（900多元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的视野中，中国通过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和“洋垃圾”贸易，其实是在猛力“补贴”做垃圾分类的一众发达国家。

这个世界，其实早就陷入了国与国的“垃圾战争”里，且在不停惩罚不肯做分类的人。垃圾贸易的18年里，发达国家一边坐拥青山绿水，一边享受着向中国输出分类垃圾还赚钱的红利。

2018年，中国开始禁止24种“洋垃圾”。而中国的分类垃圾，显然比进口“洋垃圾”有价格优势。但要是中国的垃圾分类推不下去，资源回收行业嗷嗷待哺，“洋垃圾”肯定会卷土重来。

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垃圾分类都不能再拖了。

实际上，推动分类垃圾就两大核心：一是分类会更环保，不分类将有环境大灾难；二是分类将更好实现资源利用。否则，不做分类却去买洋垃圾，不但浪费巨大，还将加速中国的环保困境。

垃圾分类，从点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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