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苦口婆心：市面上卖给老百姓的量子产品都是假的！

例1：量子纠缠

第一个例子：量子纠缠可以实现超光速的通信。量子纠缠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有两个例子A和B，A自旋要么向上，要么向下，只有两种可能，它自旋到底是向上、向下？不一定，不确定。

所以，它就有50%的概率向上，50%的概率向下。量子世界就是不确定的，造一个A和B共同的系统，这个系统非常特殊，不管A和B的自旋在哪儿，它们两个自旋总是相反，这是它们共同的性质。

A已经向下了，B肯定向上对不对？如果A不测量，那么B有一半概率向上，有一半概率向下。

先测量A和B发生变化，好像应该有什么东西过去才会变，那现在同时测量A和B，同时测量没有先后、没有因果，不需要任何信息传过去。

同时不传什么，发现的结果一样，A只要向下，B一定向上，A要向上，B一定向下，它们总是相反，纠缠就是这个性质。

这说明，它们两个是完全关联的，是一种量子关联。

所以，“纠缠幽灵”它的本质就是量子关联，量子关联所发生的瞬时变化，根本就没有信息的传递，没有信息的传递就谈不到超光速的信息。

量子关联是量子力学非常基本的性质，所以现在提供很有用的工具，叫EPR效应，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效应。

什么是EPR的效应？比如，一个母亲在北京，她女儿在深圳结婚、生孩子，孩子生出来的瞬间，在北京的母亲就自动变成外婆，这就是EPR的效应。

尽管她女儿没有告诉她，她妈妈也不知道她女儿生孩子，但是，这件事情一定是同时发生的。不管两个人分得多开，一定关联，她生孩子瞬间一定马上变化，身份变化了，跟这个纠缠一样。

纠缠是两个粒子总是相反的，在哪儿测量它一定变化，所以科学对纠缠的理解就是没有任何信息的传递，没有任何超光速的，也不可能拿这种纠缠开发到我们世界里做超光速通信，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例2：量子隐形传态

第二个例子：量子技术可以将人瞬时送到另一个星球，有人说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不用买飞机票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多方便，但这绝对做不到。他们有什么根据说这句话呢？根据一个实验叫量子隐形传态。

什么叫隐形传态？一个电子携带一个量子信息，要把量子信息传到远方，同时信息的载体不传过去，这是很难的。经典世界里，我说话的信息传到你那儿，它的载体就是声波，电台放到你家里，图像就是信息，它的载体是无线电波，所以信息传递都要载体。

隐形传态提出，不把载体送走就把信息传过去，一般都做不到。但有个物理科学家说做得到，把经典跟量子一块儿来用就可以做，所以确实能够把一个电子的信息传到远方去，放到另外一个电子身上和另一个原子身上都可以，但这个里面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纠缠、一个是经典通信。

有经典通信就不会超光速，所以隐形传态，你把一个态传到那儿去，绝对不可能超光速，这个实验没有理解清楚，所以他认为，人好像就可以过去了。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技术上不完整，而是原理上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两个误区在外面影响非常大，把量子力学、量子信息搞得更神奇、不可理解。

郭光灿院士是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的开创者，科研硕果累累，本可颐养天年，但至今仍旧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记者见到他时，郭老刚从成都开会回来。黑白相间的头发，是岁月在他身上的积淀；消瘦的面颊、宽厚的眼镜，流露出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科学的激情。

1942年，郭光灿出生在福建的一个渔村，从小就天资聪慧。1960年，以数理化三科均为98分的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5年后，郭光灿大学毕业，获无线电电子学学士学位，留校任教，从此，除了讲台授课，搞科研成了他最大的爱好。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春天的到来，让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那时候一心就想把时间找补回来。”郭光灿回忆，当时条件艰苦，冬天没有暖气，抱着一个暖水壶，每天看书到半夜是常态。

“当时因为经费缺乏，做起科研来往往是捉襟见肘，在那样的情况下，发现光做实验行不通，就改做理论，于是选择了光学领域中的冷门——量子光学。”从那时起，郭光灿开始了自己倔强的“少数派”科研生涯。

选择量子光学，纯粹是从学术爱好出发，因为大学学的是量子力学，量子世界的奥妙激起他的好奇心。“要是把量子理论用到光学中去，一定会有新现象。”郭光灿推测。

1981年，39岁的他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公派出国学习。在国外两年，郭光灿发现，量子光学领域的研究，国外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涉足，而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

目睹了这种差距，郭光灿并没有灰心，反而以更大热情投入到量子光学领域的研究中。他暗下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把这门新的学科组建起来。

1984年，他用校方资助的2000元组织召开了中国第一次量子光学会议，与会的20多名科技人员虽然大多未曾开展过量子光学研究，这次会议却成为中国量子光学发展的起点。

回国后，随着研究重新步入正轨，郭光灿对量子领域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这时，一个新的想法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上世纪90年代初，当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悄然萌芽时，郭光灿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极富生命力的崭新发展方向，是中国可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的大好机遇。

然而，搞好科研，仅凭一腔热血还远远不够。在提出量子信息之初，这一想法遭到了不少质疑：量子信息理论能否具有说服力？量子光学尚处于起步阶段，量子信息能搞成吗？郭光灿这样回答：“要以搞‘两弹一星’的精神来推动量子信息的发展，以抢占先机。”

“从事量子光学是基于兴趣，但研究量子信息不仅仅是兴趣。”郭光灿坦言，量子信息可以为国家未来的科研和国防实力作出贡献。有了这样的论断，他又一次选择了“冷门”。

做理论、培养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提高基础。5年后，郭光灿的团队在量子信息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所带领的学生队伍也逐渐成长起来，并先后培养出多名科学院院士，其中就包括潘建伟、彭堃墀、孙昌璞和杜江峰。

在郭光灿看来，这批院士就好比国内量子信息领域的一颗颗种子，为量子信息10多年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当年被视为偏科冷门的量子信息成了全世界致力研究的热门。回忆起这段经历，郭光灿充满自豪，“我们搞科研就是为了国家强盛。”

“郭老没有什么爱好，如果有，那就是待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郭光灿的助理段开敏说，郭老现在一年仍有不少时间在外出差做学术交流，“他周末很少休息，也没有星期几的概念，说起时间都是几月几号。”

明年，是国内第一次量子光学会议召开35周年。“准备把当年参加会议的老先生再次邀请过来，告诉他们，当初播下的量子研究的种子，开花了。”郭光灿认为，这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价值。

从事了一辈子量子领域的科研工作，已过古稀之年的郭光灿依旧坚守如初，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不论身处哪里，都应当为自己国家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作出贡献。这是时代的担当，也是民族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