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应用

万字长文解读库克最艰难一战：为隐私，鏖战NSA、FBI和特朗普

百家作者：腾讯创业 2019-06-21 01:00:36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腾讯创业” 选择关注公众号

创投圈大小事，你都能尽在掌握

腾讯创业 | ID：qqchuangye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的《蒂姆·库克传》第九章《为用户隐私而战》，记录了库克担任苹果CEO后在用户隐私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斗争。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公司对抗美国政府强权的故事，同时也是对用户隐私、国家安全与商业伦理的一次深入探讨。腾讯创业发布时有删节。

文/利恩德·卡尼

重隐私是库克的价值观中重要的一部分，自从他接任苹果CEO后，苹果在这方面更是重视有加。从2013年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到圣贝纳迪诺恐袭案中的道德困境，再到如今苹果所做的一切，无一不体现出库克对用户隐私保护问题的重视。

库克承认自己喜欢私密和低调的生活，他认为用户隐私保护是苹果产品设计的重中之重。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极大地提高了用户通过手中的设备加强隐私保护的能力。在库克的任期内，随着软件的每一次更新，苹果的产品隐私保护功能都在不断地加强，以确保用户最重要的敏感信息不会错误地落入他人手中，包括广告商。

苹果的产品对于隐私保护的加强始于2012年推出的iOS6，这是第一版几乎完全在库克的领导下开发的iPhone和iPad的系统更新。从这一版本开始，隐私保护成为苹果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到2015年9月iOS9发布的时候，iPhone的加密方式已经可以完全保护用户在其设备上安装的所有内容，同时提供了内容拦截器的支持，使用户可以更好地控制iOS默认的网页浏览器，以及Safari中的广告、Cookiea和数据收集工具。

在iOS9发布3个月之前，库克因其企业领导力被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授予荣誉称号，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商业领袖。库克在EPIC“自由领袖”晚宴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苹果将隐私视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重申了苹果对隐私保护的承诺。

“与诸位一样，苹果非常排斥以安全为名强迫用户牺牲其隐私的做法，”库克讲道，“我们可以且必须实现用户隐私与安全的兼顾。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基本权利。美国人民要求如此，《宪法》要求如此，道德也要求如此。”

库克再次暗讽脸书和谷歌靠数据驱动的方式。“我与诸位相聚在硅谷，这里有世界上最优秀、最成功的公司，他们诱导用户发布个人信息，并将商业收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库克继续讲道，“他们正在疯狂地攫取你的一切信息，并试图从中赚钱。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苹果绝不希望成为这样的公司。”苹果“无意获得任何你的数据”，库克提醒参会者和苹果粉丝们。“我们不认为你应该付出代价去获取那些以为是免费，但实际成本非常高昂的服务。”

科技公司为何不应为政府机构设置“后门"

库克还捍卫了加密做法，详述了为什么苹果反对政府机构在iOS设备设置“后门”的要求。

“如果像美国政府希望的那样，我们从产品中完全删除加密工具，那就会伤害那些依赖我们保护数据的守法公民。”他强调说，“我们非常尊重执法行为，但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削弱或去除加密，会伤害那些因正当理由使用它的人。最终，我认为它会消减《第一修正案》里规定的权利，并破坏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他警告说：“如果你为警察在门口的垫子下放置了一把钥匙的话，盗贼也同样有可能找到这把钥匙。犯罪分子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努力侵入用户的账户。如果他们知道设备有密钥，没有找到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罢休。”

库克在2015年12月接受查理·罗斯的采访时承认，尽管苹果在保护用户隐私问题上有坚定的立场，但如果政府发出要求提供具体信息的授权令，苹果还是要遵守。“因为我们必须遵守法律。”但是得益于内嵌在苹果软件和设备中的保护，苹果没有太多可以提供的东西。“在信息加密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库克解释道。他也希望苹果的用户能够明白，尽管苹果必须要在法律范围内运营，但还是会坚定地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

但是多年来，还是有一些令苹果用户们感到紧张的隐私丑闻。关于苹果对隐私采取的立场，第一次引发的公开讨论是在2013年12月。当时，一份机密文件被泄露，爆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的一个名为“放弃吉普”（DROP-OUTJEEP）的项目，他们可以使用软件入侵并窃听几乎所有iPhone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公众一片哗然，苹果被指控与国安局合作，设立“后门”访问iOS以支持政府的窥探行为。

但是苹果发表了一份声明，明确地表示：“苹果公司从未与国安局合作，以在产品中留有‘后门’，包括iPhone在内。此外，我们对这项据称是针对我们产品的国安局计划毫不知情。”该声明解释道：“此功能包括从设备推送/提取文件的能力、短信检索、联系人列表检索、语音邮件、地理定位、激活话筒、摄像头捕捉、手机信号塔位置等。”国安局声称，这一软件在苹果设备的成功率达到了100%，但苹果承诺“将继续利用各种资源比恶意黑客更加强大，无论谁身居幕后，苹果都将保护用户免遭安全攻击”。

2013年10月，一家名为QuarksLab的安全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如果苹果愿意或“政府命令苹果这样做”，那么苹果就能够查看iMessage会话的内容。但苹果很快就站出来否认，并发表声明，说：“iMessage的设计是不允许苹果阅读用户的消息的。”苹果表示，这一研究“讨论了iMessage系统理论上存在的漏洞，但具体实施起来需要苹果重新搭建iMessage系统才能利用这个漏洞，但苹果压根儿没这个打算和兴趣”。苹果还附上了一份报告，列出了从政府那里收到的用户个人数据请求，其中写道：

我们相信，我们的用户有权了解他们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对待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最好的隐私保护。苹果已根据从政府那里收到的要求提供个人用户信息的请求做出本报告，以求符合全球用户的利益……我们已经报告了法律允许分享的所有信息，苹果将继续提高我们收到的请求的透明度。

但隐私问题依然存在。库克在2015年10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海滩举行的《华尔街日报》的技术会议上，在回答有关苹果“后门”的提问时，说“必须没有‘后门’”。如果国安局和其他当局能访问iOS的“后门”，攻击者也有可能访问这样的“后门”。“后门”极有可能被恶意攻击者发现并利用，把数以亿计的iOS用户置于风险之中。毕竟，对苹果软件漏洞的寻找，曾吸引了一大群人加入研发“越狱”的行列，“越狱”可以在iOS设备上安装未经授权的应用程序。“只要这些数据被一些人获取，它们就会受到严重的滥用。”库克补充道，“强加密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

多年来，库克一直在苹果幕后处理这些隐私问题。但在2016年圣贝纳迪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苹果对待隐私保护问题的立场被推到了全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次对峙几乎把苹果的前程毁于一旦，它成了库克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大的挑战。

与FBI的艰难对抗

2016年2月16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库克和几名高管聚集在苹果旧总部无限环路1号的董事会办公室里。苹果刚刚收到美国一位地方法官签发的传令，该传令要求苹果开发一个特殊软件，以协助FBI解锁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使用过的iPhone。赛义德·法鲁克是 2015年12月造成14人死亡的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iPhone被4位数的密码锁定，FBI无法将其破解。他们希望苹果创建一个特殊的iOS版本，能允许人在找到正确密码之前，不限制次数地输入密码。同时，这款新的iOS可以外挂到 iPhone上，确保里面的数据完好无损。

但苹果拒绝了。库克及其团队确信新的iOS解锁版本极其危险。该版本有可能被滥用、泄露或被盗，一旦付诸实施，就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数亿的苹果用户将因此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

在董事会办公室，库克及其团队逐字逐句地察看了传令。他们需要决定苹果在合法前提下应当做出何种姿态，并考虑需要多长时间做出回应。这是一次时间紧、风险高的会议。尽管几周以来，从库克到苹果首席律师布鲁斯·塞维尔，以及苹果的其他相关负责人，一直都在跟执法部门积极地沟通此次案件，但是，苹果收到传令仍旧事发突然，没有收到任何提前的警告。

这一传令“并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援助请求”，苹果首席律师塞维尔解释道。“这是一份长达 42页的政府请求，从对圣贝纳迪诺枪击案恐怖场景冗长的描述开始。然后是这份……带有偏见的冗长的陈述，苹果对那些被描述为非常合理的请求说了‘不’。这种做法在法律上被称为‘口头申诉’。这份文件意味着，苹果从最开始就被放在了一个跟公众对立的位置上。”

该团队得出结论，这次的法庭命令是一场公关行动—利用公众的压力迫使苹果遵守FBI的要求，而且这会让苹果身陷麻烦之中。苹果是“有极大影响力的消费者品牌，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品牌居然要和FBI对抗，并强硬地拒绝提供处理这次恐怖袭击所需要的东西。”塞维尔说。

苹果知道必须立即做出回应。传令将会主导第二天的新闻，所以苹果必须有所回应。“蒂姆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塞维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关乎公司前途的决定”。库克和团队整夜工作，连续工作16个小时来起草回应。库克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苹果会拒绝，但他必须对一切了如指掌：苹果的法律立场是什么？苹果的法定义务是什么？正确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听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读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正确的口气是什么样的？

库克非常关注公众的反应，并知道他的行动后果之一可能是苹果会被指控为支持恐怖分子。哪有公司不帮助FBI进行恐怖主义调查的？从公关的角度来看，苹果一直是隐私倡导者和自由主义推动者。但谁也料想不到，这一回，苹果竟因此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边。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库克必须要知道如何才能处理好。他必须向世界证明，他是在保护用户隐私而不是支持恐怖主义。

早上4：30正好是东海岸的早间新闻时间，库克发布了一封致苹果用户的公开信，解释为什么苹果要反对这一“危害用户安全”的裁定。他提到了政府如果拥有过多权力会产生的危险。“政府的这一要求会造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后患，”他写道，“如果政府能使用传令轻易地解锁你的iPhone，它就有能力进入任何人的设备来获取他们的数据。”

“苹果一直积极地配合FBI解锁这部iPhone，并提供相应的数据，也让工程师就位。”库克解释说。“但现在美国政府向我们要求的东西是我们根本没有的，并且我们认为去开发iPhone 的‘后门’未免过于危险。”他继续说道，“如果未来落入坏人手中，这款现在还不存在的软件将有可能解锁任何人的iPhone。”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会让用户无力阻止任何讨厌的隐私侵犯。“FBI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工具，但请不要误解：构建一个能够绕过安全保护的iOS版本无疑就是创建一个‘后门’。虽然政府可能会争辩说它仅限于这种情况使用，但事实上，这样的控制是根本无法保证的。”

随后，库克指控政府试图强迫苹果“非法入侵苹果的用户，并且破坏苹果几十年来在保护用户安全方面取得的进步，无论是抵御复杂的黑客还是网络犯罪分子”。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政府接下来可能会要求苹果开发监控软件，来拦截消息、访问健康记录或财务数据，以及跟踪用户位置。库克必须把握好底线。他相信FBI的动机是好的，但他有责任保护苹果用户的安全。“我们找不到一个先例，没有哪一家美国公司会在被逼无奈之下让用户面临更大的风险。”他写道。尽管拒绝美国政府的命令很难，而且他知道自己会面临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他必须有自己的立场。

旷日持久的争论

地方法官的传令一下子把苹果摊到了聚光灯下，苹果与美国当局就加密问题进行了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自2014年年底，苹果首次推出其加密系统iOS8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与苹果对此一直意见不合。

iOS8增加了比以往的智能手机都强大的加密功能，它用用户密码加密了所有用户的数据：通话记录、短信、照片、联系人等。其加密功能强大到连苹果也无法破解。早期设备的安全性要弱得多，有各种可以侵入的方法。但现在，即使执法部门有有效的授权令，苹果也无法访问运行iOS8的锁定设备。“我们与竞争对手不同，苹果无法绕过你的密码，因此无法访问这些数据。”苹果在其网站上写道，“因此让我们响应政府，从运行iOS8的设备中提取数据的要求，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这一更新接二连三地阻碍了执法者的调查工作。就在库克就“圣贝纳迪诺事件”发表公开信的两天后，当局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他们调查的案件中，有175部iPhone被锁定，阻碍了他们做进一步的调查。一年多以来，美国最高级别的执法部门一直在向苹果施加压力，期望得到解决方案。“当FBI在圣贝纳迪诺提起诉讼时，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只是个开端。”苹果首席律师塞维尔说，“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果。在 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的决定落实到诉状上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大量的行动。”

塞维尔解释说，他自己、库克和苹果法律团队的其他成员一直与美国FBI、法务部及华盛顿和库比蒂诺的司法部部长保持定期会面。库克、塞维尔和苹果的其他成员不仅与詹姆斯·科米会面，还与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FBI局长鲍伯·米勒（Bob Mueller，科米的前任）和司法部副部长萨利·耶茨（Sally Yates）会面。

2014年年底，库克和塞维尔会见了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吉姆·科尔（Jim Cole），副部长和FBI探员说，他们对于“能够大规模地接入人们的手机”非常感兴趣。这是发生在“圣贝纳迪诺袭击案”很久之前的事情，苹果从最开始就明确表态，决不授权FBI侵入苹果用户的手机。库克和塞维尔告诉霍尔德和科尔，他们“认为向一家首要关注保护用户安全的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恰当”。库克和塞维尔与林奇和耶茨也进行过类似的谈话。

塞维尔说，很显然，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些执法官员不太关注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有些人虽然在理智上同情苹果的立场，但作为法律官员，他们为了继续处理案件，坚持要求能侵入手机以获得信息。塞维尔说，库克坚守住了立场，即安全和保护隐私是基石。库克十分坚定地认为，任何绕过安全保护的尝试都是极度危险的。一旦创建了“后门”，用户信息就会很容易被泄露、盗用或滥用。

但是，当“圣贝纳迪诺事件”出现时，执法部门将此视作一个迫使苹果就范的机会。“FBI认为苹果这次是四面楚歌。”塞维尔如此说，“我们目睹了这一悲惨的枪击案，我们手里有这部 iPhone，罪犯已经死了，这个时候需要苹果采取行动。美国FBI就在此刻决定发起诉讼（要求苹果创建‘后门’的传令）。”

果不其然，正如库克及其团队预测的那样，法官的传令在媒体上引发了一场火焰风暴。这一事件成了整周内最重要的新闻，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一直是头条新闻。苹果的回应引起了执法部门、政治家和权威人士的强烈谴责，比如加州民主党参议员、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负责人黛安·范斯坦（DianneFeinstein），她呼吁苹果应在打击“家乡的恐怖袭击”中提供帮助，并威胁要通过立法将加密行为判定为犯罪。

在曼哈顿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拉顿也批评了苹果的政策。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两名警官被枪杀，调查中同样涉及一部手机。威廉·布拉顿拿着这部手机，对到场的记者说：“尽管法院下达了命令，我们还是无法使用这部iPhone。我的两名警官被枪击，阻碍案件被继续调查的是我们无法获取这部设备里的信息。”

特朗普加入混战

几天后，时任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波利斯岛（Pawleys Island）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呼吁抵制苹果。特朗普甚至指责库克有政治动机：“蒂姆·库克希望做大量工作，可能是为了展示他有多开明。”

特朗普在保守派观众面前大肆表演，试图让库克看起来像一个自由派的坏人，并用恐吓的策略使苹果看起来像是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边。特朗普在推特上进一步攻击苹果，再次呼吁抵制苹果，以迫使苹果将信息交给FBI。

随着众多政治人物和官员反对苹果，美国公众也加入反对苹果的阵营。皮尤的一项调查发现，51%的人认为苹果应该解锁iPhone来帮助FBI，只有38%的人支持库克的立场。但几天后，路透社与益普索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这项调查，46%的人同意苹果的立场，35%的人不同意，20%的人表示中立。

这种差异是由于描述问题的措辞不同：皮尤调查问题提供的有关苹果立场的信息较少，似乎偏向于FBI。一项对社交媒体中使用的表情符号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们对此事莫衷一是。通过分析人们推文中的正面和负面表情（笑脸、皱眉、拍手、大拇指竖起和大拇指向下），一家名为“说服与改变”（Convince&Convert）的营销公司发现，支持苹果和支持FBI的人数相当。虽然这种调查方法不太科学，但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对此事意见不一。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听到此事都蒙了。

不过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库克的立场似乎也对公众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特朗普的推文下面有数百条评论为苹果的行为辩护。特朗普的推文一般都是表达反对的观点，但此次收到的大多数评论都是支持苹果的。一条评论说道：“抵制苹果产品的做法非常荒唐可笑。如果手机可以被侵入，那我们就都没有隐私了。政府根本不可信！”

一些知名人士也对库克和苹果表示支持，包括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推特的CEO杰克·多西，以及揭发国安局的“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也支持苹果，他们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苹果有权挑战协助FBI调查的命令”的社论中写道：“这条法律，目的是想让执法工作更容易，但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大大削弱公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本身的安全性。”显然，库克及其团队深以为然，并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无限环路的管理楼层变成了一间全天候的作战情报室，工作人员不停地在发布信息，回应记者的提问。一名公关代表说，有时一天要发送数则最新报道，邮件要抄送给700名记者。这与苹果以往采用的公关策略截然不同，他们以前只是偶尔发布新闻稿，常常不理会记者的电话和邮件。

库克还认为，在公司受到攻击时，他必须“凝聚军队”，提升士气。在一封题为“感谢你的支持”的给苹果员工的电子邮件中，他写道：“这个案子不仅关乎一部手机或某次调查。”他继续说：“而是威胁了数亿守法者的数据安全，并开了一个会威胁所有公民自由的先例。”这封邮件发挥了作用。苹果的员工相信自己的领导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不仅是为了苹果员工，更是为了广大群众。

库克非常关注人们在这场媒体风暴中如何看待苹果。他借此机会极力教育大众关于个人安全、隐私和加密的认知。“我认为很多记者看到了苹果新的状态和新的面貌，”一位要求匿名的公关人士说，“蒂姆决定这样做，这与我们过去所做的非常不同。我们有时会每天给记者发3次电子邮件，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

而在苹果之外，库克进行了一次魅力攻势。在发表信件的8天后，他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的采访。库克坐在无限环路的办公室里，真诚地表达了苹果的立场。《华盛顿邮报》称这是库克作为苹果CEO接受的“最重要的（采访）”。该报写道：“库克回答问题的时候，表达了自己最原始的，甚至比以往更坚定的信念。他言语犀利地称，该请求是‘软件里的癌细胞’，并谈到‘最基本’的公民自由。他说他已经准备好战斗到底，哪怕一路到美国最高法院。”很明显，这位苹果领导人即使面对艰难现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苹果总部作战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次采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认为库克做得很好，他不仅阐明了苹果的观点，而且向世界证明了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道德领袖，用户可以信任他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公司高管，不是那种满脑子想的就是大捞一笔钱的人。”苹果首席律师塞维尔说，“库克是你可以信任的人，是言出必行的人。他做事从不出于恶意或是叵测居心，而是永远追求公正。他是公司出色的管家，并且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他自己相信的。”多年来，苹果的员工已经非常了解蒂姆·库克的价值观了，但公众还是第一次了解。这对苹果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大部分民众最初并不赞成苹果不帮助FBI获取iPhone信息的决定。

苹果在2月底又赢得了另外一场胜利。当时纽约的一家法院拒绝了FBI要求苹果打开一名毒贩手机的请求。詹姆斯·奥伦斯坦（JamesOrenstein）法官同意苹果的立场，即不能使用《所有令状法案》命令苹果解密其产品。“政府的立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今天它允许的事情，还是1789年国会所做的事情（颁布《美国联邦宪法》）。”他说道。

尽管这起案件的裁决对圣贝纳迪诺的法庭没有约束力，但塞维尔说，它给了苹果应对媒体急需的弹药。“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他说，“它使我们能够回到新闻媒体和那些曾经诋毁我们的人面前，说：‘这不是关于苹果的商业精神。这不是说苹果是一个坏的参与者。这是原则性立场。唯一一位参与这类事件的国家级法官跟我们的看法一致。’”库克和塞维尔相信，有了奥伦斯坦法官的支持，其他人很快也会支持他们。

“美国无绝对隐私”

随着这场斗争的激烈进行，隐私权倡导者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但公众对于此事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美国广播公司于2016年3月对1200名美国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7%的受访者认为苹果不应与FBI合作，而42%的人认为二者应该合作。4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心如果苹果满足其要求，政府会从此更加过火，侵犯公民的隐私。

联合国表达了对苹果的支持，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DavidKaye）认为，加密“是数字时代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的基础”。凯伊说，FBI的“命令牵涉到了未知但可能是数量庞大的依靠安全通信的人，包括他们的安全和言论自由。

但是FBI继续运作其公关攻势，当时的局长詹姆斯·科米在3月的波士顿大学网络安全会议上告诉与会者：“在美国，不存在司法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没有绝对隐私这回事。”

对于苹果最不利的时刻，是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在旧金山RSA安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批评苹果时。林奇指责苹果违犯法律，对抗法院。她的评论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成为晚间新闻的专题节目。

塞维尔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了。司法部部长在电视上说‘苹果违反了法院的命令，属于非法行为’，这么说具有煽动性。很多媒体都鹦鹉学舌，引用了司法部部长的说法：苹果违抗法院命令。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法院命令。”法官传令，要求苹果在案件中提供帮助，但它并没有强迫苹果这样做，这一区别被许多批评者忽略或无视了。

苹果没有违犯任何法律，即便来自政府的压力很大，苹果也决心为用户隐私而战。

苹果危险的“胜利”

3月28日，在法官对苹果提起诉讼的6周后，塞维尔和苹果法律小组飞往圣贝纳迪诺，在法官面前就这一案件进行辩论。库克计划第二天飞去做证。

但那天晚上，FBI做出退步，要求法院无限期中止对苹果的诉讼。FBI称，已经成功地访问了手机上存储的数据，但没解释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有消息称，在以色列电话取证公司Celebrite的帮助下，FBI获得了法鲁克iPhone的访问权。在5月的参议院司法听证会上，参议员黛安·范斯坦透露，FBI为此花了90万美元。官员们此前承认，FBI没有找到任何新的信息，也没有找到与恐怖组织ISIS或其他同伙有联系的证据。

塞维尔解释说，FBI不得不放弃与苹果的斗争，因为它的全部立场是，没有苹果的帮助，他们就无法访问iPhone。当事实证明他们可以使用电话时，这个案子就站不住脚了。

隐私权倡导者庆祝了此案的结束和苹果的不战而胜。“FBI的可信度跌倒了谷底，”“为未来而战”的竞选主管埃文·格里尔（Evan Greer）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法庭和公众撒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感觉更不安全。幸运的是，互联网用户迅速行动，向公众宣传‘后门’的危险，一起迫使政府放弃这种做法。”

但库克本人对此案没有开庭而感到失望。尽管苹果已经“赢了”，而且不会被迫创建“后门”，但这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蒂姆有点儿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解决方案。”塞维尔说，“他觉得我们在法庭上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才是最公平的。尽管最后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坏结果，但他更愿意着手去打这个官司。”

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重新提起。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概率很大。这只是关于隐私和安全的又一次小冲突，随着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再次爆发冲突。

欢迎扫码参与赠书活动，本活动将于下周一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