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土地和高储蓄红利都在递减，未来40年还会有什么新红利？

滕泰：必须挖掘新红利 再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条件

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红利的话题，我的汇报题目叫做《新红利：下一个四十年怎么办？》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随着老红利的渐行渐远，上一个四十年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还能否持续？第二，下一个四十年如何再造新红利？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新红利在哪里。

滕泰教授

第一个是从老红利到新红利，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能不能成功的总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40年里创造了如此的经济增长奇迹。这种中国模式总结出来以后，在下一个40年还能不能持续？个人的命运必然跟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下这三大红利，就是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所总结的中国模式。

三大红利主要包括要素红利、技术红利、改革红利。其中，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高储蓄红利；技术红利则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复制了过去300年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所有成就；改革红利又包括了市场化红利和制度改革红利。

也就是说过去40年的成功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用这个图来表示，就是新供给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制度是经济增长条件（precondition），劳动、土地、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factors），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

如今这几大增长红利或者制度条件、技术驱动力和增长要素都在发生一些变化。从要素来看，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高储蓄红利都在递减。从技术红利来看，后发技术红利在减少，更多要靠创新。制度改革方面无论是市场化改革还是产权改革，可挖掘的空间都比以前小了，我们必须挖掘新红利，再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红利。

人口红利递减，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各行各业的人工成本快速上涨，传统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存在了。2009年的时候中国一个劳动力如果从农业转到非农业就业，对经济的贡献增长5倍以上，现在这个速度在变小。

土地红利也在递减，2009年，一个单位土地从农业转到非农业就业，对经济的贡献增加10倍以上。在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这样的土地红利也在减弱。

资本红利既与国民储蓄倾向有关，也与金融供给结构有关。中国曾经号称居民边际储蓄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简单认为美国人不怎么储蓄，中国人细化存钱。但是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数据，美国到2018年年底，储蓄总额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是80万亿元，而中国是69万亿元，我们比人家少。如果折合成人均的话，美国人均储蓄是中国的5倍。当然了，如果按边际储蓄倾向来看，我们还是高一点的，因为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6.2倍。中国的边际储蓄倾向比美国多20%强。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这一点点边际储蓄倾向已经不能构成竞争优势，由于金融体制、金融结构、金融政策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都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如何再造资本新红利，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挖掘新的人口红利、新的土地红利和新的资本红利，是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2012年下半年我发表了《新经济主义宣言》，呼吁冲供给侧推动改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述供给侧的一些要素成本优势已经渐行渐远了。

那么怎么挖掘新人口红利呢？我讲四个方面：

1．新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红利。研究表明，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学历跟实际就业时候的工资几乎没有相关性，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唯一的指向由于考大学，如果考不上大学，一个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小学毕业，面临的收入几乎是无差异的。与此同时，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就业困难。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投入应该有更大的比重投向职业教育。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今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文件来推动这个事情。

2．改革劳动雇佣制度，降低劳动成本。2007年的《劳动法》，毫无疑问提升了劳动者的权益，但是确实是一些企业遭受困难的时候，2018年很多企业不赚钱、快倒闭了，对那些签过两次劳动合同的工人必须提供无期限的雇佣，不能随便解约。这就需要适当改革某些劳动法条款，给劳资双方以更多的弹性选择；改革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制度，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3．放松并逐步废止户籍制度，比如说在北京要打车有时候打不到车，不是没有车也不是没有人会开车，而是有一个限制，出租车也好，滴滴打车也好，必须是本地户口、本地牌照。这一个限制就是有效供给释放出不来，有效需求也得不到满足。需要通过放松甚至最终废止户籍制度来消灭劳动就业的歧视性，释放人口流动新红利。

4．改善软环境与新移民红利。中国是向全世界贡献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就从海外移到中国的技术精英而言，我们是全世界吸引外来移民最少的国家：不仅是比美国、欧洲少，比韩国、日本少，比非洲、印度都少。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最大的移民受益者，中国要打造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才能让全球的技术和资本精英向中国的某些城市移民，这也是新人口红利的源泉。

再造新的资本红利当然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本质的意义就是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低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现实中金融领域的各种供给约束，使储蓄和企业之间有一道很大的鸿沟，我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来疏通经络，降低融资成本。

深入挖掘土地新红利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的土地产权，推动土地流转，简化审批流程，真正增加土地的供给。如果年轻人在北京买不起房子，不是因为过去二十年政府没有调控房价，而是调控的方向错了。过去二十年中国房价调控都是朝着需求端下手，限贷、限购、按揭贷款比例调整，都是调的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是抑制不住的，只能满足不能消灭。也就是说，大部分购房需求是刚性需求，你今年不让买他明年买，明年不让买后年还要买。真正能调控房价的办法是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然而，过去两、三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土地指标已经卡得很少了，但是我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几大城市的土地指标，在2017年年底结束的时候平均只用了不到30%——一方面控制土地供给，另外还控制人们的购房需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无论是调控房价，还是再造土地新红利，都应从供给侧入手，要增加有效的土地供给，优化土地供给结构，降低土地供给成本。

从技术红利来讲的话，过去这么多年高速增长这些行业，大部分都是复制过去欧洲和美国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成果。后发技术红利在递减，新的技术红利在哪儿？如何打造新技术红利？从政府角度，所谓的产业政策在传统制造业里，比如说军工、核电、特高压等领域，老的办法还是有用的，而在一些新经济领域，比如说微信、支付宝、Facebook、谷歌，那都不是产业政策规划出来的，如何激发这些新经济领域的技术红利，需要政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四新”模式的新供给，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激发微观主体的创造性。

在改革红利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改革红利可以挖掘，但是前提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突破一些旧的观念约束才行。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确权、知识产权保护、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改造、租赁制等等，每一次都是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一样的，从逐步放开生活资料价格、价格双轨制，到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到建立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按劳分配还是多种要素贡献分配等等，其实都是在争议中前行。

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的阶段，很多基层干部都认为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历史的倒退，后来过上好生活以后，这些基层干部才知道是自己观念的问题；90年代初有些北方的干部去了趟深圳特区，回来之后想不通，说已灯红酒绿“变颜色”了，后来这些人肯定都认识到是自己观念太落后了；刚加入WTO也一样，刚开始很多人说是骂，说很多开放条款是“卖国”，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加入WTO对中国的发展史如何好的。

所以，很多东西在人们脑子里曾经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但是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是我们的思想太落后了。如今我们在产权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改革里面临着很多类似的问题，束缚我们的不是别的，而是落后的，旧的观点。没有观念的突破、没有思想的解放，改革就是缘木求鱼。如今粗线条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了，但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混合所有改革，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上面我们简单讲了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问题，也就是前40年的老红利如何切换到未来40年新红利的问题。面对今天更多的投资者或者企业家，下面我们重点讲一讲下一个40年新红利重点在哪些行业或经济领域。

2018年中国经济困难很多，除了贸易战，内部很多民营企业遭受到了限贷、限购，上千家民营上市公司因为股市下跌遭遇了股权质押被平仓风险，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次最困难的时点，常常也是新的希望所在。

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很多出口企业严重的亏损，国有企业改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但是那一年诞生了新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互联网巨头几乎都是1998年、1999年产生的。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苹果手机和3G的起点，后来的智能手机、3G、4G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3G，也不可能有腾讯微信，不可能有移动支付，还有网上点餐，网约车、如此发达的快递，整个社会分工都达不到今天的水准。

2019年又到了新的转折点，这跟1997年、1998年一样，跟2007年、2008年一样，这一次孕育的技术革命新的机会比那个时候还要多。这一次是工业时候后期财富创造模式的转型。2015年我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的时候汇报了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思想新经济的财富创造新模式，总理后来点评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以前我们创造财富主要靠自然资源，今后我们更多靠人的资源；以前主要靠劳动，今后我们更多靠智慧。”

新时代的经济新红利可以从三条路线把握：

1．沿着技术创新路线。

2．沿着美好生活需要的路线。

3．沿着财富流向的路线。

沿着技术创新的路线到底怎么把握？最近任正非先生的演讲我们也在学习，过去某一年他说过这儿样一句话：“在距离20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在距离2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五公里的地方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总之，就是说，在比较遥远创新阶段投少量的钱，在创新马上要爆发为生产力的阶段，投较多的资金，那么如今那些领域是我们要投一个“西瓜”的地方呢？。

首先是氢能源。氢能源是人类的终极能源，中国有大量生产烧碱、石化产品、煤化工产品的企业，副产品就是氢，每年几十万吨，成本很低。可喜的是，经过全球科学家几十年的研究，如今氢能源汽车的技术已经成熟，而且丰田汽车向全球免费公开了氢能源汽车的技术。如今，我们全国各地，各个地方政府都在支持氢产业、建加氢站，所以大家要重视氢产业链的爆发式生产力，这个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到来。

其次是人工智能。不久前我正在把我的书翻成英语，刚开始我还一句句、一段段自己翻译，后来我发现用有道翻译软件就很轻松，一段人工智能翻译错误很少，再修改几个词就可以了，随着翻译软件、制作软件等人工智能越来越成熟了，人工智能革命也会在各个领域改变我们的未来生活。

还有5G，到底5G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家能想到的是智能驾驶，物联网，这只是其中一点点。只有这个东西真来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是什么。3G刚开始的时候，谁能想到腾讯微信呢？谁能想到滴滴打车呢？5G以后到底会有什么？现在所有的预测都只是其中一点点，大部分都预测不出来，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但是关注5G领域的投资，这必然使新供给的集中爆发点。

沿着美好生活路线怎么把握未来新红利？我们已经走过了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阶段，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才是未来的新红利增长点。比如对品质生活的需要，对终身学习的需要，愉快生活的需要，智能生活的需要等等。

为了满足品质生活的需要，真正有前景的制造业是软性制造业。耐克公司说不仅要让脚满意，而且要让头脑满意。奔驰前总设计师说我卖的不是汽车，只是一件艺术品，碰巧它会跑而已。所以我们到底是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制造业才能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的需要？所以那些污染环境、出卖低廉劳动和资源的加工制造业是没有前途的。如今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的总的比重只占了29%，这些制造应该向软性制造业、先进制造业转型，中国制造要变成中国创造，变成中国品牌，还要变成中国价值。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知识产业，我们今天搞的这个读书会就是知识产业。不但教育是知识产业，读书会也是知识产业，智库、研究院也是知识产业，论坛、会议等等都是，但知识产业到底怎么创造价值？还有一些新的规律。

信息产业也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新经济你领域。信息系产业需要更快的传输，更强的计算，更大的存储，更广的链接。

同样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娱乐产业，也诞生了很多百亿、千亿市值的企业巨头，这些产业也是未来经济新红利的源泉。

高端服务业，包括新零售等等，他们都在不断的，每天都在改变社会的分工，提升我们创造财富的效率。

除了沿着技术创新路线、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路线探寻之外，新红利还可能沿着财富流向的路线分布。

几百年前，土地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谁有土地谁就是富人；公元一千五百年前后额上的商业革命时代，谁占领了贸易路线谁就是富人；工业革命早期，谁先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谁就拥有那个时代的“新红利”；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产品过剩的阶段，谁有稀缺资源，比如煤炭、石油、矿山谁就拥有新红利。

在新经济时代，谁拥有流量入口和较大平台的人，甚至用免费的服务来吸引流量，都可以是新红利的创造者。比如，一个你企业如果能够为几百万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它就价值几个亿；如果能够几千万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它就价值几十亿元；如果能够为几亿人、十亿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它的市值就可以像腾讯、阿里巴巴、goole、facebook，价值几百亿美元。

沿着财富流向路线创造多的还有现代金融，新的时代它们创造信用的能力，创造交易的能力，资源配置的能力，风险管理的能力都足以让他们成为新红利的创造和拥有者。

当然，新经济的价值创造跟以前传统制造业不一样了，有很多软性的特征，包含更多的软价值。

软价值的创造必须把握这个软价值方程：V=C*Nm，V等于C乘以N的M次方。

C是有效投入因子。软产业领域里正常的投入产出规律是这样：你要写一千首歌才有一个广为流行，很多人练习篮球才出一个姚明，总之，“再找到王子之前，你必须亲吻无数的青蛙”。到底怎么样才是有效的投入因子，在我们《新红利》这本书中有详细的阐述。

N是传播群体广度，比如说《新红利》这本书我写完了，价值创造只完成了C的第一步。今天这个读书会是第二步，如何创造认知群体N。一部电影有几千人看是一个价值，有几亿人看又是一个价值。乔布斯创造苹果之前世界对他的需求是零，现在就不一样了。所有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都有这个特点，美好生活需要同人们对粮食的需要不一样，不吃粮食会饿死，但是电影可看可不看，书可读可不度，那么如何创造这样软产品的认知群体呢？

第三步，软价值乘数M。《新红利》这本书的价值创造不能只靠作者，今天徐洪才教授说它写得好，苏剑教授说它写的好，它的软价值就提升了，他们的点评就是软价值乘数m，而且这个m实在指数级别发挥作用。各位读者读了这本书以后的点评、批评、互动，都是在指数级别发挥软价值创造的作用。

新经济、软价值的实现路径，跟传统制造业也不一样。软价值的实现一般是非对称的，阳光免费，星光收费；软价值实现常常是先有公众价值，后有盈利模式；软价值实现必须是通过金融资本化的实现；软价值的实现通常是立体的、弯曲的等等。

这个演讲时间只有20分钟，后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更多的专家，没展开讲透的地方请大家读《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也欢迎读者对未来四十年中国经济有没有新红利发表自己的高见，并对《新红利》多多批评，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书  名：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

I S B N：978-7-5207-0900-2

定价：49.80元

滕泰：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新财富论》、《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供给侧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软财富》、《软价值》等著作。作为实战派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资本市场、新兴产业投资等，多次应邀参加国务院总理召开的专家咨询会并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刘哲：曾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现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观察报特邀研究员、证券日报智库专家成员，CCTV2财经频道“交易时间”、第一财经“市场零距离”等栏目特邀嘉宾，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营商环境、新兴产业等。主持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研究》、《供给侧改革与城市新旧动能转换》、《去杠杆的影响和政策建议》、《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等多项重要课题。

张海冰：曾任《信息早报》副总编，现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经济、软产业。在《地方供给侧改革方案比较研究》、《软性制造：重新定义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道》、《软产业: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长期选择》等课题中担任主要研究任务，并多次主持或参与地方政府产业发展课题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多次被相关内参采用并获重要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