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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经营“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维度解读

百家作者：信贷风险管理 2019-04-26 12: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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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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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信贷风险管理

作者：寇乃天

黄志凌先生在其专著《风险经营：商业银行的精髓》一书中指出：“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适合一家银行来经营。”具体到信贷领域，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本质就是风险经营。面对瞬息万变的信贷风险，由于不同银行之间信贷经营水平的差异性，导致有些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差强人意，甚至贷款不良率高企。于是，针对此类问题，就有了信贷经营的“大败局”这个课题。敢于直面问题的银行，才能“破题”重生，通往信贷经营的“自由之路”。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树立问题意识，积极培育与构建信贷经营的“大败局”思维模式，通过逆向思维和换位思考来实现信贷经营水平的真正提升。

一、回归本质：信贷为何需要经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名著《经济学》中指出：“商业银行是一种相当简单的企业，银行为它的顾客提供某些服务，而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形式的报酬。它企图为股东赚取利润。”纵观中国银行业的演变，无论是过去的“钱庄”、“票号”，还是今日的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毋庸置疑的目标。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本质是“货币商人”，通过信贷经营这一工具或者说手段，可以实现财务效益这一终极目的。商业银行只有把信贷经营好了，才能获取较为可观和可持续的盈利。关于信贷经营和财务效益之间的关系，有两个较为偏颇的论断或者说认识误区需要澄清一下：

1、信贷论

信贷论，主张信贷“至上”，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体系或者说业务体系中，信贷业务应当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信贷经营是第一位的，只有信贷经营水平提升了，银行的盈利水平才能有所提升。此种观点认为，信贷经营在商业银行中应占主导地位，因为信贷经营的质量高低，直接关系着商业银行的财务效益好坏问题。信贷业务是银行的命脉，没有信贷，就没有未来，商业银行的一切经营活动应当围绕“信贷”这一根本主题。信贷论的偏颇之处，在于过于夸大了信贷业务的分量及其对银行盈利的影响程度。客观来讲，商业银行的盈利目标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除了信贷业务，存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也可以为银行实现较为充分的盈利。贷款、存款和中间业务三者之间，应当互相协调，共同进步，不可偏倚任何一方，只有如此，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才是可持续性的。

2、利润论

利润论，主张利润“至上”，盈利是商业银行的根本诉求，是目的，其他任何活动，都要服务于这一本质要求。财务效益是第一位的，银行的信贷经营要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此种观点认为，既然是商业银行，那么追求效益毫无疑问是首要的，在银行商业化经营中，利润占据主导的、中心的和统帅的地位。利润论的偏颇之处，在于过分强调银行盈利这一目的，而忽视了信贷经营等实现目的的诸多手段和具体工具。商业银行应当理性看待信贷经营和财务效益之间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信贷经营实现稳步提升，财务效益指标才能得到真正改善。信贷经营质量是银行业的一条生命线，商业银行只有高度重视信贷业务的可持续经营，银行盈利才具有可持续性，商业银行能真正做到基业长青，立于不败之地。

二、问题意识：信贷经营的“大败局”现象

（一）从“大变局”走向“大败局”：来自经济周期的信贷经营挑战

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大变局”时代！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风险瞬息万变，机会转瞬即逝！危中有机，机中有危！对于银行业来讲，来自经济周期的变化，对于商业银行信贷经营产生了重大挑战！中国经济的大变局，主要体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特殊时期，从国内看，主要是“三期叠加”，即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此种状态，又被称为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信贷经营何去何从？在经济增长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的疲弱导致商业银行信贷增长乏力，不良贷款急剧上升，资产质量下降。信贷经营风险作为当前商业银行主要经营风险，在信贷经营上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风险防范。在经济下行周期影响下，商业银行信贷经营层面的不良贷款率的高企不下，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等情况，被称为信贷经营的“大败局”现象。

1、信贷思辨：如何理性看待经济周期与信贷经营之间的关系？

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周期现象成为世界经济领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经济周期规律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实践，已经深刻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经营。整体上来看，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信贷是互为反馈的过程，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信贷经营具有典型的亲周期性特征，信贷经营与宏观经济走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Borio，Furfine ( 2001 ) 认为，商业银行信贷的亲周期性原因在于缺乏跨经济周期的信贷表现数据，从而难以评估经济环境变动可能给信贷组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产生过度乐观和危机近视行为。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手段，银行通过信贷投放的调整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对于信贷经营而言，商业银行需要更加注重经济周期对于信贷经营的影响，注重分析经济周期对于信贷经营战略目标、信贷资源配置和信贷经营结果的影响程度。

2、中国语境：经济新常态下信贷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常态”的概念最早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0年1月，在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用到了“新常态”概念，成为此届论坛的关键词。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信贷经营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第一、“跨周期经营”成为衡量商业银行信贷经营质量的重要标尺。“经济周期”的信贷风险，体现的是宏观维度的信贷经营风险特征。根据金融不稳定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说，银行信贷在前期的过度扩张为经济衰退时期信贷风险的生成埋下了种子。经济下行周期，贷款企业的资金流动性短缺问题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信贷经营风险形成的主要诱因和最大挑战。客观讲，评判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水平的主要标准之一，不是银行在经济上行周期能为企业放出去多少贷款，而是在经济下行周期，商业银行依然可以抗衡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较好的信贷资产质量水平。

第二、“区域信贷限额”、“行业风险管控”的形势日趋严峻。“区域”信贷风险和“行业”信贷风险体现的是中观维度的信贷风险特征。经济下行周期，“区域性”、“行业性”信贷风险呈现出持续性、蔓延式的发展态势，信贷风险管理的压力骤增。商业银行需要勾勒出区域信贷风险的风险地图，强化“区域”维度的信用风险分析，读懂当地市场的信用状况。在经济下行周期影响下，江、浙等民间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受到最先冲击，企业“跑路”潮盛行，区域信用环境持续恶化，严重影响了当地金融机构的信贷经营水平。在供给侧改革影响下，部分行业风险集中暴露，产能过剩行业受到严重冲击，行业信贷风险较为显著。例如，钢贸等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持续恶化，大量钢贸企业出现倒闭、破产等现象，严重危及银行的债权安全。

第三、区域不良率呈现“北高南低”的信贷经营态势，并且持续蔓延。区域不良率体现的是区域信贷风险管理的重要指标，是区域信贷经营质量的“晴雨表”。根据各地区银行业披露的2018年经营数据及信用风险数据，在公布数据的12个地区中，仅两地不良率同比上升，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较上年改善。具体来看，区域不良率“北高南低”态势延续；逾期90天以上不良贷款口径认定趋严，给部分区域银行带来较大的不良资产核销压力，不少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在去年下半年以来集中处置不良，也造成部分地区不良贷款率反弹。同时，不良贷款口径认定趋严也带来区域银行净利增速分化。

第四、基于产业集群和供应链批量拓展的集群客户链式风险特征突出，信贷经营风险由特定企业向上、下游产业链递延式传导。产业集群信贷客户的链式风险，充分体现了特定情景下信贷风险的传染性特征。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呈现集群式发展态势，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生产各种配套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企业和个人之间，通常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产业链条企业之间的密切程度增加。我国商业银行针对产业链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专门研发了产业链信贷模式。这种供应链、产业链信贷模式的创新，在顺周期的经济上升期很好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产业集群风险的产生会导致产业集群的衰退”，产业链上部分抗风险较差的小企业破产，银行信贷资产出现后，这种风险就开始向上下游客户传导，银行信贷业务的链式风险特征日益突出。

第五、信贷领域的腐败问题成为攻克信贷经营堡垒的“腐蚀剂”和“糖衣炮弹”。经济下行期，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道德风险更为显著，既包括中小企业客户的道德风险，也包括银行员工自身的职业道德风险。有媒体报道，2014年5月某股份银行大连分行有信贷人员与资金中介人员、客户勾结，构造了一个“假商圈”的贷款，涉资2.85亿元，牵涉100多户小微客户，且大多为保证类贷款，涉及25个联保体。银行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容易出现惜贷现象，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与道德风险下银行迫不得已而采取信贷配给策略。经济下行期的道德风险是银行当前阶段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需要重点关注的。同时，商业银行需要关注信贷经理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强化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引入必要的清退与惩戒机制。

第六、信贷产品使用不当、贷后管理缺失等导致贸易融资信贷新模式中小企业客户信贷风险增加。贸易融资流资化现象，特别不利于中小企业信贷新模式的推行，风险隐患巨大。例如，2014年发生的青岛港有色金属贸易融资骗贷案，涉资148亿元，17家银行卷入。贷款企业在贸易融资信贷模式下通过重复抵押、过度融资，虚构贸易背景骗取银行贷款。银行疏于管理与调查，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的发生。新常态下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需要更加注重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不能重形式轻实质，贷后管理必须跟进。

第七、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信贷经营策略开始两极分化。民营企业的过度扩张、多元化投资、短贷长用、互保互联、民间借贷、银行压贷等多种因素叠加造成部分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为商业银行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提供了不利条件，部分银行的“惜贷”现象日益显现。在经济上行期，受银行指标考核压力的影响，商业银行“授信扩张严重，盲目授信”，为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埋下了风险隐患。但当经济到了下行期，中小企业经营开始恶化，行业景气度出现低迷。2015年1月6日，广发银行通过《中国小微企业白皮书》推出我国第一个“小微企业健康指数”，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目前有三分之一中国小微企业处于“亚健康状态”，经营不容乐观。针对新常态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经营策略开始分化。例如，部分中小企业不良率较高的银行中小企业经营策略开始有些转向保守，而招商银行为代表的部分银行则在国内率先推出交易型银行战略，陆续推出诸如“闪电贷”等新的信贷产品，发力中小微企业市场，经营策略比较积极。

第八、信贷产品使用不当、贷后管理缺失等导致贸易融资信贷新模式中小企业客户信贷风险增加。贸易融资流资化现象，特别不利于中小企业信贷新模式的推行，风险隐患巨大。例如，2014年发生的青岛港有色金属贸易融资骗贷案，涉资148亿元，17家银行卷入。贷款企业在贸易融资信贷模式下通过重复抵押、过度融资，虚构贸易背景骗取银行贷款。银行疏于管理与调查，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的发生。新常态下商业银行信贷经营需要更加注重风险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不能重形式，轻实质，贷后管理必须跟进。

第九、新常态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成倍放大，非财务风险因素增强，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既要关注财务指标，更要注重非财务信息的风险预警。商业银行信贷经营需要更加注重微观领域信贷客户的甄选策略和预警机制。例如，一些客户涉嫌非法活动，被起诉或被公安机关查封，导致银行授信资产无法及时、安全收回。部分客户除了在银行叙做授信外，在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也有高额、高成本贷款，导致经营成本持续增加，最终资金链断裂。一些中小企业对其下游客户依赖尤为严重，当其下游客户的回款出现问题，银行授信资产也面临风险。例如，2013年曾出现包钢、宣钢等企业对河北某国有银行中小企业客户的回款不及时而导致商业银行授信逾期的事件。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对行业性的风险抗击能力较差，在目前经济下行大背景下，企业自身经营暴露出不稳定性，经营情况下滑，盈利能力需重点关注。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小企业客户财务指标恶化速度较快，客户非财务信息的风险预警能力同样需引起注意。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既要密切关注企业日常的财务报表，更需要特别关注中小企业贷款客户的排污许可证办理情况、涉诉情况以及反腐败事件对企业的影响等非财务风险点，对这些非财务软信息进行及时预警分析。

第十、经济下行导致很多贷款企业惨淡经营和信贷资产质量考核问责机制的多重压力下，部分商业银行信贷经营出现“大败局”，有些商业银行为了降低和掩盖不良贷款率，甚至出现虚假违规放贷的恶劣现象。2017年全年和2018年一季度，浦发银行不良率均维持在2%以上的高位。根据相关统计，浦发银行是2017年不良贷款率超过2%的两家A股上市银行之一，且是唯一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另外一家不良贷款率超过2%的是作为农商行的江阴银行，其不良贷款率高达2.39%。为掩盖不良贷款，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使出各种“财技”，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该行不良贷款。2018年1月19日，原银监会公布依法查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案件。四川银监局公布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案做出处罚，共罚没4.62亿元，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理。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可控，但不良资产呈现逐年攀升的经营态势

如图所示，随着经济下行周期的严峻考验，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严重冲击，2014年不良贷款余额呈现较快增长，达到1.43万亿元。2015年信贷资产质量得到改善，但随后的几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呈现出逐年节节攀升的态势，不良资产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截至2018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更是高达2.03万亿元。不良资产犹如庞然大物，阻碍着银行快速前进的步伐，逐步侵蚀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严重影响信贷经营的质量和水平。信贷经营“大败局”现象，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方面内容。对此，商业银行需要树立“问题”意识，研究信贷经营失败的客观规律，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逆向思维：商业银行信贷经营“大败局”思维模式的两大维度

(一)“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第一层含义：研究企业经营失败的规律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詹姆斯·哈伯雷关于“败局”式反思做过如此阐述：“成功的经验是帮助你向高处攀登的阶梯，那失败的教训则是插在你容易迷路和失足处的警示牌。如果你只顾沿那阶梯攀登，而忽视那些警示牌的存在，就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跌入万丈深渊。”从信贷经营角度讲，商业银行树立“大败局”思维模式，首先要学会剖析企业经营失败的客观规律，对贷款企业的经营发展的未来趋势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瓶颈做到运筹帷幄、了然于胸。从内涵上讲，“大败局”思维模式其本质是一种逆向思维，银行放贷的“大败局”思维，就是要研究目标授信企业经营失败的客观规律，从企业失败的规律中，筑起信用风险管理的“铜墙铁壁”，形成“信贷专家经验诊断库式”的信贷预警体系。申言之，企业经营失败的每种可能性或大概率事件，都应当纳入信贷预警体系的指标范畴，助力商业银行的信贷经营，乃至基业长青。因此，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要研究中国式企业经营失败的客观规律，让商业银行真正读懂作为贷款服务对象的“企业”，了解具有失败基因的“企业”客户。

1、“企业失败”的理论探寻：“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理论渊源

“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理论渊源，来自于“企业失败”理论。对企业失败的判别和预测研究最早源于亦最盛行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Fitzpatrick(1932)所做的单变量破产预测研究是最早的财务困境预测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伴随着实证研究在美国的风行，关于“企业失败”客体的研究在美国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Edward I. Altman、William H. Beaver、Marc Blum、Delton L. Chesser、Edward B. Deakin、Libby、Edmister、Wilcox、Scott等。他们对变量的选取、研究方法的选择、模型的建立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Edward I. Altman(1968)发表在《财务杂志》上的《财务比率、判式分析以及公司破产预测》一文，堪称时间最早、影响最大，被誉为企业失败判别和破产预测分析的里程碑。Altman首次提出的企业破产Z指数预测模型，在西方掀起了企业失败判别理论、方法和模型研究的热潮，各种理论、方法和模型层出不穷，并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于银行贷款管理、债券评级、投资评估、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企业管理等方面。Altman研究企业破产所率先使用的多元线性判别模型，预测能力极好，导致多变量分析成为一种主流的方法，至今仍为大多数研究人员所采用。

Morris(1997)对企业失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提出解释企业失败和破产的四类理论框架。一是“非均衡理论”框架，采用混纯理论和灾害(Catastrophe)理论将企业的破产归因于来自外部的冲击；二是资本结构、市场结构和企业定位等理论，将企业破产解释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三是利用合约和代理模型框架，将企业破产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相联系；四是以管理理论和战略理论为基础，釆用案例研究方法将企业破产解释为公司管理或战略上的弱点。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可的企业失败理论框架是企业生存因素理论，该理论提出企业内外部许多因素综合影响了企业的生存，但当企业内外各因素如果能够适当的匹配，那么企业更容易获得生存的机会，并且获利空间也会扩大，否则企业生存将难以保障。企业生存因素理论以Argenti(1976)等学者为代表。Argenti认为企业的特质因素、产业的特质因素及整体环境因素是影响企业生存的三类因素。在此基础上，Alves & Rossi(1978)进行了归纳，提出企业特质因素是企业可以大部控制的内在因素，主要包括领导者的经营管理能力、组织结构、生产技术水平、自有资金多少、企业根基稳固性以及其它软因素，如企业商标、商誉、特许权、经销网、设立地点、公共关系等素；整体环境因素则是企业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产业特质因素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市场力量和控制能力，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将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随后，Sharma & Mahajan(1980)提出企业生存与否是深受企业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长期积累的，当然错误的管理是影响企业经营困难、企业难以生存的重要原因。

2、关于“企业失败”的反思价值：商业银行为什么要研究企业失败的规律？

“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第一个追问，就是商业银行为什么要反思“企业失败”这个较为沉重的话题？其价值何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企业正在面临的三种力量。“今天有三种力量，它们或者独立，或者结合一起，正在驱使今天的企业越来越深地陷入令大多数董事和经理惊恐不安的陌生境地”(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1998)。这三种力量就是竞争的全球化(Competition)、需求的顾客化(Customers)和变化的常态化(Change)，即所谓的“3C”，在以“3C”为标志的生存环境里，企业失败的风险空前高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在经济下性周期倒闭的概率明显增大，信用风险管理难度骤增。从银行业角度讲，企业是银行服务的重要对象，信贷经营研究企业失败的规律，就是为了化解危机、远离失败，实现信贷经营的风险可控。

3、“企业失败”的内涵界定：如何科学理解“企业失败”的概念？

商业银行如何科学界定“企业失败”的基本内涵？学术界目前也尚无科学完整的统一标准。多年来，不同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绩效不佳、财务危机、企业亏损、企业逆境和企业破产等不同侧面对企业失败进行过界定。具体来讲，常见的“企业失败”的界定，包括如下几种：

企业失败，就是公司绩效不佳(Poor Performance)。绩效不佳，是一个常用来描述企业失败状态的词汇，其所描述的状况属于比较广义的范畴。Beaver(1966)对财务困难公司进行的研究中提出要扩大企业失败的定义，他认为应该把企业失败的定义从通常所采用的宣告破产扩大到包括公司债券违约、优先股未支付股息、银行帐户发生透支、企业破产等等情况。

企业失败，就是企业出现财务危机(Enaneenstress)。财务危机又被译为财务困境，在这里按约定俗成，认为财务危机是最常用的界定企业失败的名词，但究竟什么是财务危机，却有很多争论，不同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最常用的是所谓法定标准，这一标准中包括对企业破产的定义，还包括国内外很多证券交易所对于财务危机企业的定义。

企业失败，就是企业亏损（Corporate Deficit）状态。企业亏损也常常被用来界定企业失败，企业的盈利或亏损是企业的经营收人与经营成本、经营税金之间的差额。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多，包括原材料的价格、利率、税率等因素的剧烈变动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盈亏程度。在界定企业是否属于严重亏损时，需要运用亏损额、亏损时间和扭亏前景的三维指标来界定和衡量企业是否严重亏损。

企业失败，就是企业处于逆境（Adversity）的状态。佘廉教授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企业逆境，是指由于环境的突变或内部管理不良，使企业陷入极端窘困的一种状态。它的特征可以表现为三种现象：第一、企业经营活动遭受严重的、连续的挫折与损失。第二、企业出现经营亏损或亏损趋势。第三、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的危机现象。他认为企业逆境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企业逆境的形态可以分为效益滑坡型、亏损或者亏损趋势型、破产危机型三种类型。

企业失败，就是企业破产(Bankruptey)。企业破产是用来衡量企业失败的最常用标准，也是最为精确的一个标准。因为现代法律给出了企业破产的、公认的准则，对企业失败的研究样本的选取过程中就可以破产为主要判断标准。从法律上讲，破产是指债务人因不能偿债或者资不抵债时，由债权人或债务人诉请法院宣告破产并依破产程序偿还债务的一种法律制度。狭义的破产制度仅指破产清算制度，广义的破产制度还包括重整与和解制度。一般来讲，企业一旦破产，意味着债务人经营活动的失败。

企业失败，是个企业持续经营恶化（Deteriorating）的过程，包括财务危机阶段、财务失调阶段和破产倒闭阶段。台湾学者陈肇荣将企业失败划分为上述三个阶段，认为企业的失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财务危机阶段，企业一般出现资金不足，周转困难，债务拖延支付的情况。财务失调阶段，企业出现暂时性周转不灵，支票退票，债务违约的情况。破产倒闭阶段，企业一般呈现出负债总额超过资产，丧失清偿能力的特征。

由上所述，企业失败的概念是多元化的和百家争鸣的。我们主张从广义角度，界定企业失败的内涵。按照美国学者Altaian(1968)用经济学标准界定的广义的企业失败，即“企业失败可表述为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作为一个经营主体的企业所实现的投资资本报酬率明显地持续低于同类投资的最低报酬率”，将破产和被收购作为企业失败的典型形式。

4、“企业失败”的风险识别方法：定性识别与定量识别

商业银行研究企业失败规律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有效识别企业失败的风险性，归纳出企业失败的风险点，形成专家经验式的信贷预警体系，做好信贷经营的风险管理。毋庸置疑，由于企业失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失败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是复杂的，不同的企业失败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商业银行如何选择识别的标准，是建立企业失败风险识别方法的关键所在。

贷款企业失败的“定性”识别方法，是商业银行通过设置一些定性检测内容，观察企业是否出现与定性检测标准相符的现象，进而定性判断贷款企业是否出现失败。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分析企业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产品质量和企业文化等维度的风险变化，进而判断出企业是够出现失败。在战略目标维度，企业失败的风险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者把握不清目标和方向，没有设定新的企业目标，决策有很大的盲目性，最典型的就是企业盲目多元化经营问题。在组织结构维度上，企业失败的风险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序列复杂，流程长，效率低，速度慢，责任模糊。在产品质量维度上，企业失败的风险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顾客投诉频繁，产品返修率高，产品质量出现明显瑕疵和风险隐患。在企业文化维度上，企业失败的风险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清晰，组织规则不明确，不公开，制度过于根深蒂固，无法用宽松而弹性的制度来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商业银行通过多维度的定性检测，如果某个贷款企业触发风险预警的定性指标较多，那么该企业出现失败的机会越大。

贷款企业失败的“定量”识别方法，是商业银行通过一些具体的数字化指标，量化贷款企业的经营变化趋势，进而判定该企业是否失败。从信贷技术角度讲，定量识别方法一般表现为交易型信贷技术，例如：商业银行通过运用财务报表型信贷技术，分析贷款企业市场占有率和资产报酬率这两个重要指标的变化来分析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情况，判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水平，进而识别企业失败的状态。具体来讲，市场占有率是反映一个企业成长能力的重要指标，当贷款企业的相对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时，表明企业竞争实力开始走下坡路。企业的资产报酬率不断下降，说明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商业银行通过综合分析企业的资本结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可以判断出企业是否处于失败的状态，从而对贷款企业的信用风险形成量化分析的效果。

（二）“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第二层含义：研究商业银行信贷不良的客观规律

不良，猛于虎！商业银行的“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要回归信贷经营的基本逻辑，研究商业银行产生信贷不良资产的客观规律。由于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特殊性，“大败局”思维模式限定为研究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这一特定领域不良资产产生的客观规律。申言之，大败局”思维模式的第二层含义，侧重于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多角度剖析造成银行信贷资产不良的诸多原因。不良资产，犹如信贷经营的“冰山”一角，——剖析信贷不良资产的目的，就是要劈开“冰山”，努力提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的经营水平。

1、金融脆弱性理论与不良贷款

商业银行研究不良贷款，必须搞清楚金融脆弱性理论和不良贷款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将，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就是银行不良贷款。由Minsky，Hyman P.（1964、1965）等的文献记载，金融脆弱性（Financial Fragility)是指金融业固有的高负债经营特征使金融业易受到监管的疏漏、道德风险、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导致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企业破产、物价飞涨或通货紧缩、失业等的一种性状。

2、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

商业银行高度重视信贷资产质量，主要原因是不良贷款严重侵蚀银行的经营利润，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这时也商业银行需要树立信贷经营“大败局”思维模式的初衷所在。当银行贷款出现风险时，是通过提取贷款损失准备的方式来补偿相应的资产质量风险，通过提取贷款损失准备，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既保障了资产的安全性，又可以有效、真实的反映了经营成果。目前，各商业银行是根据贷款五级分类(五级：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其中后三类被称为“不良贷款”)的结果来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贷款的分级越差，提取贷款损失准备的比率就越高。在会计核算上，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要相应地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而资产减值损失是冲减当期损益的，所以，不良贷款增加得越多，对当期利润的负向影响也就越大。申言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绩效是正相关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大败局”的信贷逻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败局”成因分析

商业银行树立“大败局”思维模式，就是要学会居安思危，熟悉和掌握信贷经营导致不良贷款的主要成因。所谓不良贷款现象主要是指银行业在信贷资金投放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投放的部分信贷资金不能如期归流银行，甚至形成贷款呆帐或死帐的现象。这些年，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现象，也是一直困扰我国银行业健康发展的桎梏。从区域分布上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要明显低于上述三个区域。从行业分布来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一般来讲，商业银行的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以及采矿业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位于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具体来讲，从重要性程度上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主要成因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贷款企业经营层的决策问题是企业不良贷款最重要成因。企业经营决策层不稳定，会导致不良贷款的发生。由于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或经营团队集体出走，导致管理或技术出现断层，企业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势必造成贷款归还压力。企业的经营层信用缺损风险，暴露出来恶意拖欠、因私利挪用公司资产、贷款时动机不纯，甚至携贷款外逃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也会导致不良贷款的车生。企业经营层融资与运做风险，包括多元经营、盲目购并和过度投资方面，从事高风险投资业务，更有甚者利用其在金融领域的渗透和拓展，从事所谓委托理财，炒高自身股票，这种高风险融资，一旦操作失利，资金链出现问题，被诉诸法律，将带来全面崩溃，资金套牢，商业银行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

第二、银行信贷制度的不完善是企业不良贷款次重要成因。信贷投向过度集中，容易造成不良贷款的产生。商业银行的贷款过度集中于某行业或地域，不利于风险分散，易导致潜在的地区性、系统性风险上升，对此，商业银行需要强化行业信贷限额和地区信贷限额管控，提升信贷风险管理的整体把控能力。信贷抵押品评估失误，是导致企业信贷出现不良的重要原因。企业贷款时采用其股票或不动产作为贷款抵押品，由于银行对抵押品高估，且未严格审核企业经营能力、还款能力等。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一旦价格大幅下跌，抵押品价值严重不足，则追讨无望，无法还款。对此，我们需要追问：有押品的贷款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贷款吗？银行需要破除“押品崇拜”的迷信思想，回归企业经营的信贷逻辑，重点考察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导致企业不良贷款的重要因素。银企之间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和沟通机制，企业贷款项目收益、风险以及资金偿还概率等信息处于劣势，银行只能信赖企业的承诺或担保人，无法及时地发现和辩识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贷款审批环节的冗长繁琐，企业倒贷成本增加，导致企业还贷意愿降低，企业违约概率增加，不良贷款增加。另外，贷款回收责任制和激励机制不对称，影响信贷人员对贷款的借新还旧态度不积极性。对此，商业银行创新的“无还本续贷”业务对此有所改善，有利于降低和改善贷款不良率。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上的短期利益驱动，导致银行放贷失误，不良贷款发生概率增加。由于利益或承受同业竞争压力，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从事高风险性放款，加之稽核不健全，风险预测和预警能力薄弱，导致放贷一开始即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客户，银行未形成对资信水平低的企业进行联合制裁的有效同盟，形成的恶意拖欠，不仅破坏了金融信用秩序，而且造成相当规模不良贷款。另外，由于效益好的优质客户企业是银行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出于利益驱动，即使贷款逾期也不愿意清收贷款，怕收贷后完不成内部收息任务，也导致不良贷款占比上升。

第三、贷款企业的财务风险是企业不良贷款的第三类重要成因。贷款企业的财务信用缺损，恶意欺诈行为，是导致企业贷款出现不良的重要原因。此种情况，通常体现为贷款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或贷款项目或提供对自己有利的项目论证和有关数据，以掩盖其道德风险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有的企业会将流动资金贷款投资于固定资产，造成短贷长用的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的资金流出现断裂，影响企业按时还贷；有的企业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发放工资、奖金和福利，违背贷款用途；有的企业将贷款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等。有些企业利用关系企业隐匿借款或虚饰营业收入。一些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通过向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借款间接获得信贷资源，这部分资金转移可以运用种种财务手段加以掩饰，银行难以监控且形成了大量的恶意拖欠。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和复杂的股权控制结构，通过参股控制一些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进行关联融资。有些企业运用高度财务杠杆运作，利息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负债水平普遍过高，盈利水平又过低，承受不了过重的利息负担，使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第四、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是企业不良贷款的第四类重要成因。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政策漏洞，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例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企业进行不规范改制，借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名，行“逃废债”之实的现象，而地方政府出从中可获得了正的外部性收益，又从现行体制中享有不对银行坏账负责的权力，往往帮助企业以假破产的手段或借债转股之机，逃避银行债务。另外，经济下行期面对银行“惜贷”行为，国家政策方面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有效引导，导致企业不良贷款增加。对此，国家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尝试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信贷机制。

第五、贷款企业的经营困境风险是企业不良贷款的第五类重要成因。贷款企业经营困境主要指产品市场反应不佳，业绩大幅滑落，主要客户流失，营业收入锐减。例如，有的企业资产管理能力显著恶化，企业的应收帐款及存货明显增加，流动资金处于被“冻结”和无法盘活的状态，企业的现金流量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而不能及时收回，最终形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第六，贷款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风险是企业不良贷款的第六类重要成因。企业经营受整体产业不景气的影响，容易导致不良贷款的产生。当经济景气持续下滑，则贷款企业因整体产业景气不佳、市场消费能力下降，业绩大幅滑落，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此种情形下，处于在产业链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拖欠行为，会造成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跨地区、跨行业的风险集中和风险暴露现象。从产业链角度分析，下游企业拖欠上游企业、上游企业拖欠银行，最终风险集中于银行，产业链条的信贷风险最终会逐步传导给银行，信贷资产的不良问题就会在所难免。经济大环境变化可能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成长迟缓或衰退影响预测难度加大，使银行授信人员对借款企业的产业前景难以精准估测，导致银行放款风险增大。

第七、政府行政性干预是企业不良贷款的第七类重要成因。例如，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政府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尽管一些企业风险较高且利润较低，从理论上讲，这些债务比例结构不合理的企业该破产的就应破产清算，但出政府干预，大部分国企并没有破产，而是由金融部门支撑国企的低效率运转，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在行政干预下，商业银行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贷款倾斜，但是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造成不良贷款风险加大。

第八、银行信贷管理水平较差是企业不良贷款的第八类重要成因。有些银行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科学的信贷管理是“三分贷，七分管”。有的商业银行贷后管理执行不严，或者流于形式，也没有进行实时动态的跟踪监测，增大了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缺乏授信专业人才也会对银行授信资产质量造成一定影响。在银行信贷管理水平方面，商业银行需要重视信贷队伍的道德风险问题，警惕信贷领域的腐败问题导致不良贷款产生的风险。信贷领域的腐败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企业发展需要融资，尤其是掌握新技术的企业，他们通常会贿赂信贷工作人员以快速通过信贷审批流程获取资金以在市场上占得先机，但这样的企业往往处于快速成长期，偿债能力较强，可以有效降低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其二，若企业本身经营状况不佳，通过贿赂银行工作人员获得的贷款会投入到更易成为坏账的项目，引起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信贷领域的腐败问题，往往容易产生信贷欺诈风险，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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