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电视时代,首先从主持人开始
20年前,李咏和王小丫是全国观众最熟悉的面孔。
“李咏们”从小地方来,从播音员变成主持人,又从主持人成为明星。现在,我们正在告别电视时代,首先就从主持人开始。
大部分观众不知道,李咏在人生的前二十年里,一直都叫“李勇”。名字是他父亲取的,希望他勇往直前。
刚进央视工作,李勇在对外部,每条新闻下面都要标注记者的名字,字很小,还是繁体,“勇”字看上去就是黑黑的一团。老领导眼神不佳,就做主把“勇”改成了“咏”。
那一年,李咏二十出头,刚刚西藏支边回来,名字里多了一个“口”字,或许冥冥之中预示着一个日后名满天下的主持人的诞生。
不过是甩甩卡牌、砸个金蛋,李咏总有办法让大家爱看。
去年年底,李咏因病去世的消息被公布后,曾经的观众们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之中。
那个《幸运52》里上蹿下跳飞卡牌的咏哥,那个《非常6+1》里挥锤砸金蛋的咏哥,那个春晚舞台上着装最抢眼的咏哥,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人们连他患病都还不知道,就不得不与这个熟悉的面孔匆匆告别。
能被镜头记录下最光鲜的时刻,这是电视人的幸运;把所有的亮点推到观众眼前,而常常在身后留下一大块阴影,这也是电视人的不幸。
就像当年某一期的《实话实说》里,嘉宾在现场科普抑郁症,话音刚落,主持人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我最近就有点抑郁。”引来现场观众的一片哄笑。
几年后,在春晚的一个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白云大妈询问这个主持人:“多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台下仍是一片大笑。小品的编剧之一叫张猛,后来做了导演,拍了一部电影《钢的琴》。
生活的沉重成为小品里的玩笑话。
李咏去世后,网友的一条评论在各大社交平台被顶得很高:九零后终于开始失去了。
这种失去未必是彻底割舍,更多时候是曾经熟悉的事物渐渐变得陌生,遥远,模糊不清。
那是一个所有娱乐和严肃都以电视为中心的年代,每个周末早上准时与我们见面的李咏,就是那个年代的一部分。李咏的离开带给人们的讶异里,应该有一部分来自于电视时代的飞速远去。
原来电视上已经这么久看不到李咏了,原来我们已经这么久不看电视了,原来那些熟悉的人早就都不上电视了……原来我们告别电视时代,首先从告别主持人开始。
他们从小地方来
李咏没想过他能当主持人,一直都没想过。
1968年出生在新疆,父母是当年支援边疆的人才。李咏在中学学过画画,还学过声乐,曾经梦想过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
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在那个年纪,对未来并没有多么清晰的认识,唯一确信的就是想要离开家乡。老师跟他们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做铁路沿线的扳道工吧。听起来像鼓励,也像恐吓。
2017年,李咏主持中国传媒大学的新年音乐会。
1987年夏天,新疆少年李咏如愿收到了来自遥远北京的一封录取通知书: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
读到大学四年级,李咏去中央电视台对外部实习,经过一番波折,终于获得了留在这里工作的机会,这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他可以不回新疆去了。
那一批电视人里,像李咏一样来自边疆和小城的人不在少数。1963年出生的水均益家在兰州,毕业于兰州大学;和李咏同岁的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李咏的校友;刘建宏是河北获鹿县人,小时候还挨过饿。
王小丫,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现在会让不少年轻人感到陌生的名嘴,同样出生在1968年,家乡是四川凉山昭觉县。比上面这批人小几岁,柴静是山西襄汾人,欧阳夏丹是广西桂林人,张绍刚、刘芳菲都是内蒙古人。
白岩松回忆自己1985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新京报
白岩松比李咏大几届,大学毕业后,白岩松没能留在央视国际台,做好了南下广东的打算。在启程的前一天,他得到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机会,没抱太大希望,白岩松去试了试,但没想到真的被留下了。
经过漫长的培训,白岩松出乎意料地被分到了央广下属的《中国广播报》。在报纸编辑的岗位上,他一共待了四年,直到1993年年初,他接起了一个电话。
来电话的是白岩松的一个学长,当时在电台工作,他的同学在央视办了一档新栏目,叫做《东方时空》,正缺人手,他就推荐了白岩松。后来这位学长也进了央视,做了电视人,还做了一档节目的主持人,那就是《实话实说》。
就这样,本来躲在报纸背后的白岩松成了站在镜头前的记者、主持人。
1993年起,白岩松担任《东方时空》主持人。
无独有偶,当年的李咏也压根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主持人,他的梦想一度是纪录片导演。九十年代的头几年,李咏一口气拍了好几部专题片,其中有几部和新疆有关。
阔别多年,李咏带着拍摄团队回到家乡,看着蓝天白云,才渐渐感受到这里的美。他也做过几档节目的主持人,效果不温不火。那时李咏的主持风格还相当正经,西装革履站在桌子后面,腿只能露出一截,有人调侃他:“是不是腿有毛病?”
到了1997年,一档叫做《GO BINGO》的节目被央视从国外引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主持人,大家决定让李咏试试,这就是后来火得一塌糊涂的《幸运52》。
《幸运52》海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无数中国家庭更换电视机的历史过渡期,黑白电视逐步被淘汰,“大彩电”成为生活兴旺的标志,看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消遣活动。
这一批人从小地方走进校园,走出校园的时候又恰逢电视机普及的风潮,一段属于电视也属于他们的时光拉开序幕。
光阴的故事从不会停歇,毕业十年之后,白岩松回到曾经的大学宿舍看了看,变化不大,只是桌上多了当年没有的电脑,墙上的海报被更年轻的一代大学生换成了漂亮的周慧敏。
在中国传媒大学校歌的MV中,也能见到李咏、白岩松等人的身影。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
1983年,央视举办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站在台上的四位都不是专业主持人:王景愚是哑剧演员,马季和姜昆是相声师徒,刘晓庆是当红花旦。
第二年的春晚被公认为经典,涌现出《宇宙牌香烟》《吃面条》《我的中国心》这样优秀的节目,但马季、姜昆仍旧出现在主持人阵容里。
其实,当时荧幕内外的人们,都没有关于主持人的明确概念。
第一届春晚主持人:王景愚、刘晓庆、姜昆、马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没有能力拥有一台电视机,一大群人围在一台小电视前看节目是常见的情形。电视机没有普及,节目更加谈不上风格化,观众们习惯称呼电视里播报内容的人为“播音员”:他们不会表露太多个性化的情绪,最重要的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把信息播发出去。
而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出现的一批年轻的主持人,无疑引领了电视风向的改变。
比如,直到李咏去世,很多人才开始好好审视李咏对于中国娱乐节目的划时代意义。在他之前,没有主持人敢于穿着这样一身花哨的西装、留着波浪形的长发站上舞台,王朔调侃他“穿得像18世纪法国皇宫里看大门的”。
除了装束前卫,李咏还热爱开玩笑,拿自己打趣,也调侃选手和嘉宾,现场的氛围被他调动得非常热闹。1998年11月22日,《幸运52》在一个周日早上首播,旋即引发收视热潮。没有严肃的社会议题讨论,现场答题拿奖品,简单直白,极富冲击力。
李咏的主持风格,在当时招来了为数不少非议。在后来的自述里,李咏说,挖一个大坑,引诱嘉宾和观众跳下去,然后说些有思想的话,那是别的主持人的工作,而自己的长项就是先挖一个坑,然后纵身一跳,站在坑里招呼别人跟着跳下来。
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盛满了欢乐的大坑,《幸运52》以及之后的《非常6+1》,占据了无数中国人的周末时光。当时一条短信一块钱,你是否曾经偷偷地将自己的愿望发给咏哥,盼着他能替你抽中大奖?
《东方时空》栏目的旧logo
李咏在这边娱乐着,有人在另一边严肃着。
1993年,《东方时空》正式开播,制片人陈虻要给节目想一句口号,怎么想都不满意。下班回家睡到凌晨,陈虻突然醒来,想出了那句著名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体现人的性格,表露人的温情,触摸人的关怀,看上去特别严肃的《东方时空》,一开始就是在做人的工作,把主持人、记者、受访者和观众都当做真真切切的个体来看待,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方时空》和《幸运52》虽然走着各不相同的路,但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在一期节目中,白岩松出镜采访一位身居大西北的电影放映员赵克清。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老赵又要翻山越岭地上路了,白岩松一边帮忙折帐篷一边和他聊天,一旁的摄像就记录下了这生活化的一幕。
之后,白岩松因为这期节目被评为最佳主持奖,他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我是主持人?”
水均益主持旧照
年轻的《东方时空》会聚了一批年轻人,日后很多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王志,比如水均益。
1984年从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水均益选择成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起初抱着赚点外快的心态,水均益给新生的《东方时空》供稿,过了一段时间,节目组问他想不想出镜,想不想做“记者型主持人”,水均益答应了。
头一次坐进演播厅,水均益紧张极了,灯光亮起,头脑一片空白。节目播出之前,水均益特意给遥远的家里发去一封电报,提醒父母记得按时收看节目。
谁又能想到,二十多年后,别人口中的小水会成为在各国政要面前谈笑风生的知名国际记者呢?
《快乐大本营》最初是由李湘和李兵主持。
从中央台到地方台,越来越多主持人开始用更有人情味的方式与观众对话,电视取代了纸媒和广播成为最重要的舆论场,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换已经完成。
就在这时,1997年,在远离北京的长沙,一档叫做《快乐大本营》的节目悄然开播,仿佛昭示着下一个电视时代即将到来。
从主持人到明星
随着主持人愈加个性化、风格化,他们的身份也从节目的一员转而成为主导者,很多观众甚至会在主持人和节目之间画上等号。
比如2006年,和王小丫一同主持《开心辞典》的李佳明出国求学,央视还特别办了一档叫做《魅力新搭档》 的主持人选拔节目,被选中者会替代李佳明成为王小丫的新搭档。
最终,来自新疆的尼格买提胜出,从此“星途坦荡”,一直走到了春晚的舞台上。而和他一同挤进前三的,还有年轻的赵普,没错,就是后来那个播早间新闻的赵普。
当年《开心辞典》主持人的经典动作是举手,观众一边看着,一边补充了许多知识点。
主持人越来越像明星,带着自身特有的风格,拥有特定的粉丝群体,身上的娱乐属性也被逐渐放大。
央视如此,地方电视台更是如此,一本正经成为过去时,幽默亲民已经被广泛接受。比如喜欢押韵的段子手朱广权,一口气读出一大串赞助商的华少,毫不避讳在台上秀恩爱的夫妻主持李好和郭晓敏,光头的乐嘉,撮合别人相亲的孟非,犀利毒舌的张绍刚等等。
当他们在台上挥洒自我的同时,也不该忘记李咏那一代前辈主持人开拓的勇气。
完胜rapper的华少
既然主持人的明星化、偶像化已成趋势,那么他们势必要走出电视圈子,拥抱互联网。在这背后,是无可阻挡的舆论主场的大转移——说白了,主持人以说话为主业,而大多数中国人,更习惯在网上倾听和表达。比如,在微博上关注谢娜的粉丝有一亿两千多万,即便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活跃粉丝,那每天能够浏览她微博的读者人数,应该也已经超过一期《快乐大本营》的观众了。
各家电视台、各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一降再降,很多已经沦为中老年人专供——何况连中老年人也已经开始学着用手机上网了。
网络几乎在各个层面打败了电视,即使有好看的电视节目,年轻人也更喜欢“养肥”了用手机看。每年跨年,各大卫视投入巨资,变着花样用跨年晚会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换取网上的一波热热闹闹的话题讨论。
如今,依旧保持规律的看电视习惯,很大可能会被视为衰老的表现。/ upsplash
柴静是2000年被陈虻从湖南卫视挖进央视的,后者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2008年因为胃癌去世,柴静回忆,陈虻去世前一年的年会,请来罗大佑压轴演出。罗问台下的电视人们唱什么,大家齐声回答《光阴的故事》。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小小荧幕,记录所有人的过往,这是电视的美好,回过头再看,主持人和观众的往事还好端端地保留在影像里,眼前早已物是人非,更觉察出时间的凌厉,这是电视的残酷。
相比之下,互联网时代就没有光阴的故事。因为所有热情和感动都转瞬即逝,大家全都马不停蹄,根本无暇回味。
但也有一身才气,借助网络红起来的主持人。
刚刚过去的春节,北京卫视春晚因为某些原因,剪去了不少主持人的镜头,反而引来网友称赞。他们纷纷表示,节目一个接一个地看,很过瘾,何必非要几个穿红挂绿的主持人念一些提前准备好的尴尬串场词呢?没有主持人不也挺好。
就像迎接电视年代,是从迎接风格鲜明的李咏们开始一样,我们在与电视年代告别之前,或许也要先目送一群熟悉的主持人。
参考资料
白岩松,《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2006
李咏,《永远有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柴静,《看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张洁 梁碧波(编),《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 东方时空>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水均益,《益往直前》,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黄小河,《纪念|“异类”李咏》,澎湃新闻,2018.10.29
✎作者 | 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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