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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我的人生有八十分

百家作者：新周刊 2019-03-05 15:15:50

褚时健（1928-2019），1979年起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出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2002年，褚时健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3月5日，据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今天，在诞生了红塔山的玉溪，规划现代、道路干净、风景秀美，是难得的宜居之城。很多玉溪人会把城市建设之功归于当年的老褚，说云南多少人曾经靠过老褚吃饭。

经历了命运的跌宕后，褚时健“解甲归田”，在距离玉溪四小时车程的哀牢山上种橙子、做果农11年。那一年，86岁的他，继“烟王”之后，又有了新称号——橙王。

回顾自己的人生，褚时健说：“综合评价我的人生，八十分总有吧。想不到的东西，没有意思的，不要埋怨，没作用。”

“我只是一个普通连长，

但是我总在帮首长操心。”

云南哀牢山，褚时健的果业公司在山顶一幢黄色的房子里，很平常的两层楼房。

除了办公室，二楼有若干间房布置成宿舍的模样，是公司员工休息的地方；在二楼走廊尽头，褚时健和老伴占用了角落里的一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厅，摆放了沙发、茶几，内间是他们的卧房。茶几上放着写着“红塔山”的玻璃烟灰缸、茶杯，沙发上也搭着一件老褚嫌热脱下的“红塔山”工作外套，一切俨然上世纪90年代工厂办公室的感觉。

采访那天，工作人员说老褚一早就去果园巡视了。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但每月还要在山上蹲点多日。老禇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行动不便，当他几乎是缓慢地拖着脚走进房间时，英雄迟暮的感觉令人唏嘘。

我们表达采访意图的时候，他起初表情木然，屡屡表示耳背听不清楚。其实，曾经的那段敏感经历让他对一切外界的探问都保持着足够的戒备，他坐在那里沉默着，仿佛与你隔着一堵墙，让你不知如何叩门。

“我们还是说说橙子吧。”短暂的沉默之后，这是他的开场白。

“事业”对老褚来说，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词汇，如今是“橙子”，当年是“香烟”。提到“橙子”，一切听力阻碍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开始打开自己。

在人生的晚年，褚时健开创了“褚橙”品牌。

“果子好不好，和肥料有很大关系。我们果园的肥料都是自己做配方调出来的。我看了很多资料，很多翻译资料不完整，东一句，西一句，我每天都使劲琢磨当中的关联——果实需要的营养成分，哪些成分产生糖，哪些成分产生酸。既然种橙子，要让大家吃得感觉好，钱挣得少点也没所谓。

“我们这两年争取让橙子的甜度提高1%，酸度提高0.1%到0.2%，这样果子的口感特色更明显。果园每年都在出现新问题，每年都在改进。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你认真对待，可以改进。我这一生，碰到不少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过来以后，信心还是有的，因为你知道事情发展的规律。对我来说，如果事情少，我就觉得不舒服，长时间没有事情做就要生病了。所以我每天都在想事情，都在实践。做一份事业，我的感觉就是遇到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消耗我的很多精力。每次做的事情往前推进了，我就高兴。

“90岁的目标？下一步，我们想提高产量，争取到后年能生产2万吨果子。到时候，市场基本供需平衡。工作之外，其他人生目标不好讲，我都86岁了，活到哪年都不好讲。反正趁现在还有精力，就为后代把基础尽量打好。我走过的弯路多，看得多，遇到麻烦躲避的机会更高些。

“我不想什么花钱的事情。就觉得要挣得多，把自己做好，挣不着钱自己不算好。从小，我母亲带我们四个娃娃，每天不许我们睡懒觉，要我们做很多事情，做完才能睡。她特别希望我们有出息，这对我后来的发展也许有影响。我后来参军打仗，总想每一次仗都打好。我只是一个普通连长，上面有营长、团长、师长，但是我总在操心，在帮首长操心，想着我们怎么把这一仗打赢。”

1952年，时任玉溪市盘西区区长的褚时健。

“综合评价我的人生，八十分总有吧。”

对褚时健来说，他人生最大的伤痛在1996年，老伴和唯一的女儿分别因为受贿入狱，随即女儿自杀。前红塔集团法律顾问，褚时健案辩护律师马军曾对记者回忆说——“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去看他，他坐在房间里，中间一个大沙发，他蜷缩在沙发里，一个毛毯盖在脚上，对面放一个小电视，一个人在看电视。老伴关着，姑娘死了。”

采访过半，话题不可避免地绕到了那年中秋，我问他，那时候是否这辈子最无助的时候，他后仰躺在沙发上，好像被击中了，一下子颓了，半天都没有动静。

那一瞬间，他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脆弱老人：“那个时候，真的是从天上跌到了深渊，慢慢想，他们那样做真的是过分了。我姑娘的消息，是我在省委书记家听说的，他说闯祸了出大事。那天我头脑太乱了，我掉了眼泪，是这辈子掉眼泪最多的一次。那个时候思路乱了，什么都记不清了。”

1999年，褚时健入狱。马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回忆：“由于褚老进监狱，这个监狱的图书馆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有一个当年的烟草商人，一次性就为这个监狱图书馆捐了6万块钱的新书。褚老在狱中的心态非常平和。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坐牢，他曾经是个右派，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

“我每天都会看书，在那里我不缺书看。进去的时候，我正在研究烟草配制，所以就看那些书。在里面伙食也还可以，很多朋友照顾着我。我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对得起朋友、亲戚，我倒霉了，他们也不嫌弃我，关心我，人啊就是这样子才好。我老伴8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让我说几句，我说我们这几十年，坎坷虽然多，但是也锻炼了我们，要特别感谢朋友们，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帮助我。现在，年老了，虽然不说安度晚年，也吃穿不愁，这些要感谢朋友。

“我是属牛的，抽大烟我不会抽，玩风景我不会玩，只会耕田。我这辈子运气算不算好？我所做的对社会来说一切还算好，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找了不少苦吃。综合评价我的人生，八十分总有吧。想不到的东西，没有意思的，不要埋怨，没作用。我做了十七八年的右派，那些年我和右派朋友说——想想现在我们能干吗，中国总有一天要重视经济建设，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学习，要比在机关里懂得多，到时候就很有把握来做事。

“我在这段时间很多事情都认真做，我想方设法制糖、酿酒、养猪……起码在这个过程中，物质转换的规律我懂了。你没有办法翻天，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很多人说这家人很会苦中作乐，确实。最后他们只能找我这样的大右派来负责玉溪地区最大的纳税单位，他们也没有办法选择。

“现在，我一半以上时间待在玉溪。那些老年人退休后摆弄的东西我都不玩。打麻将如果差一个人，我可以顶半小时，但是人一来我就要走，我觉得浪费时间。打太极？不行，我没耐心。鸟也养，听它讲讲话，可以了，时间长了也不行。我老伴经常说我不会享受生活。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拨几个电话，和别人聊聊果园。

“以前做烟厂的时候，交了很多朋友，经常来看我，朋友来了都要约时间，所以一回到玉溪的家，往往都有两拨人等着。过去太忙，很少和孩子玩。现在重孙子、孙女来了，我也爱逗逗他们。每天他们来吃饭，饭后玩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们说今天想游泳，高兴的话都带他们去游泳、爬山。小孩子很天真，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能引起你的兴趣。让我一整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那不行，我还是会没耐心。

“我爱看电视剧，那些历史剧。前几天看《努尔哈赤》，我的感慨是，谁会想到明王朝会给一个小民族打败呢。电视剧写得好就能看出些道道来，道道就是中原子弟玩物丧志啊。”

1965年，褚时健夫妇与子女合影。

“有些事情靠运气能成就一回两回，

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和褚时健聊完天，跟着他去巡园。因为老储身体太弱，有辆专门的巡园车带着他上坡下坡。那几天，果园风大，把果树枝条都吹折了，既然土地不能种防风林占用果园的面积，他们就想到了在山顶做防风网。老储就是要去检查防风网的效果。

老褚爱聊天，但是不爱说废话唠家常。他这辈子曾有的地位让他不需要去寒暄别人，他只需要自我地和自己的事业“难题”相处。前方在施工，车被堵在山坡上，各方人等都在商量解决。老褚没做声，坐副驾位置的他把脚翘在方向盘边上，开始想心事嗑瓜子。他有他的自我世界。虽然他知道车上有摄影师有外人，可是显然，他丝毫不介意旁人如何看待他的举止。

我问他，这几年儿孙满堂，现在是他最幸福的几年么？怕他听不清，我重复了几遍，可他一再地答非所问，说这几年是他难得的轻松时光。“香烟厂的岁月”是老褚内心的敏感角落，虽然理智上他知道不便提及那段时光，可是在情感上，他总是不由自主愿意回忆曾经的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那段时光也许才是他的幸福时光，虽然幸福的代价很大。

“不屈不挠也许是我最大优点。我是个现实的人，我追求的都是起码经过努力，可以做好事情。类似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让暖风带来雨水的想法（当年牟其中的一个雄伟计划），我没有。我觉得人不要自找麻烦，现实点。我最大的缺点，应该是逼人逼得太急。做烟草的时候，人家说，老褚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我说劲头正来，身不由己啊。是啊，我姑娘让我六十岁退休，我没退。哎，这些都说不清。

“笨，我是比较笨，别人想四五件事，我想十件事。我总是想得比较清楚，效益能多大，风险多大，别人开完会说完问题就算了，我想一想二想三要想透。我说利税搞到30个亿，他们开始不相信我，其实我算过可以的，没把握的事情我不会说的。后来当然达到了。领导说老褚的项目你们不要慢，让他快一点，他这么多年还没有事情搞砸。做很多事，我不单单为一个企业想，还站在政府的立场，把该想的问题都想了，把所有的问题都扛下来。那段时间还是感觉很好，很有成就感，也就找了不少苦吃。

“知识是永远有用的。有些事情靠运气能成就一回两回，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对风险的戒备也永远要有。种橙，我时刻准备破产。有思想准备，我能承受，但是也害怕。120户农夫种果树，万一来一次风暴，我和他们说，我要为你们负责的，我要预备着每户1000元，应付可能的灾害。有些风浪我想不到没办法，常理下我总是量力而行。他们都说我在政治上不会保护我自己，我说有些问题想得多，就别做事了。”

✎采访 |朱慧憬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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