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季留学生，谈面包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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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希咖

【编者按】

2019年，最大的一批90后已接近而立，最小的一批90后也早已成年。自私、任性、非主流的标签，逐渐让位给“社畜”、佛系、养生的自嘲。在富足和贫乏、保守和洒脱、乐观和焦虑之间，这个年轻群体所呈现出的多元和矛盾，也是复杂中国社会与飞速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

当90后开始在社会上担起责任，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他们所处的时代，在他们的成长中打下了怎样的印记？澎湃新闻发起征稿，邀请90后书写同代人的故事。

文｜杰希咖
编辑｜薛雍乐

壹

视觉中国 图

平日里空旷的学生中心会议厅整齐地排满了长桌，桌上是各个美国公司、组织的名牌。招聘方代表们在桌边或倚或站，一边与面前的人交流着，一边用余光瞟着来往的年轻面孔。我的耳里充斥着简单的英语寒暄，擦肩而过都是西装革履手捧简历的学生，视线扫过身侧被人群遮挡而一眼看不到头的长桌，望向大厅另一头，有几张亚洲面孔带着几分迷茫四处张望，大约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抱歉，我们目前不录用国际学生，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兴趣。”招聘代表从未收起微笑，客气的口吻里却带着些许疏离。

我停住脚步，这里似乎没有我感兴趣的公司，就算有，多半也不收国际生吧。犹豫了几秒钟，我转身向出口走去，虽然三分钟前，我才刚刚走进会场。

“啊，Jessica！你要走了吗？”David叫住我，这个亚裔男生是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二代移民，我们原本约好一起逛招聘会。

我一边继续往出口挪动，一边回答：“嗯，没有看到什么感兴趣的，我就先撤啦。”颇有些落荒而逃的狼狈。

“好吧，那祝你下次好运！”David超我咧嘴一笑，迈着南方式的豪迈步伐走进了会场。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大概没有下次了。

那时我才大二，第一次去招聘会。像这样的招聘会学校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不下四五次，然而我真的再也没有去过。

贰

视觉中国 图

当Christine问我，有没有熟识的朋友在咨询行业实习或者工作，能否给她一些求职建议时，我很惊讶。这个植物生物学专业的姑娘原本一心想着毕业后去研究生院继续研究植物的，怎么突然决定要进咨询行业了？

“在实验室待得越久，越觉得自己不适合实验室，所以就决定不走研究生、博士的学术路线，先找工作试试。听说我们这个专业做环境类咨询还蛮有前途的，毕业以后起码要养活自己吧，”她头头是道地分析说。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如果不是电脑大神或是商学院精英，而且专业还和数据、经济没什么关系的话，本科生在美国找工作就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来美国读大学三四年了，这是我们心里都知道的事。

接下来的几周，Christine与我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经常传出经济学视频课程的声音。她在亚马逊上买了《咨询公司面试的秘诀》，刚到货一天就读了60多页，说是要为了晚上的咨询社团见面会“临时抱佛脚”。她会清晨六点起床跟大洋彼岸的父母通电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讨论要不要找职业介绍公司，或者接下来的暑假是不是不回家了、去某个咨询公司实习。

Christine今年大三，离毕业还有一年。我们认识两年有余，成为室友一个月不到。

其实刚认识她的时候，我总觉得“焦虑”、“求职难”这类词汇都不会与她有什么联系。毕竟，这个姑娘的房顶种着青菜萝卜、窗边摆着绿萝，虽然和别的留学生一样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来回穿梭，但她心里想着的，是该给楼下的多肉浇水了。即使身在竞争激烈、人人都步履匆匆的名牌大学，她依然把生活过成了岁月静好的样子。

我们两个都是学校年鉴编辑部里有名的“吃货”，刚一熟络起来就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在年鉴的编辑部会议上，我常看见她用外套裹着刚刚从路边捡来的松果、多肉种子，一脸喜色，喋喋地计划着要试着种几盆多肉放在天台或是要用干花装饰客厅的白墙。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那年春节，我们和十几个中国同学租了间厨房宽阔的公寓，一起做年夜饭，度过又一个异国他乡的年。说是“一起”做年夜饭，其实是Christine在我们各种“帮倒忙”的干扰之下，一个人做了一桌菜。

我靠在厨房门边，望着她貌似沉着的背影，右手给粉蒸肉粘粉、左手搅动着刚下进锅的蛋饺，突然回头，让我把先前在家做好的卤味装盘拿上桌，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都想错了——所谓“岁月静好”的样子既源于她热爱生活的态度，也基于她胜人一筹的生活能力。

Christine融入美国文化的能力也令人佩服。她在学校管理着一个专注于研究美食社团，主要对象是加州当地的美食。作为社团里为数不多的非加州本地人，她凭着对美食的执着热爱，非但没有格格不入，还在半年前成为了副社长。她会给附近有名的星级大厨、食品业创业者发邮件，邀请他们来与社员分享他们关于美食的故事，也会带着社员们去米其林餐厅的后厨、甜点作坊的烘培室参观，甚至争取到帮厨的机会。

有次我跟着她的社团去参观一家意大利家庭餐馆，主厨爷爷一边筛着晾意大利面的框子，一边用口音浓重的英语抱怨，美国厨师总爱往意大利面上堆大块的肉和浓厚酱汁，“糟蹋”了原本自带谷物清香且有益健康的意大利面。

Christine开着玩笑回应，“是啊，我们中国人和你们意大利人都爱吃面，但我们吃得都很健康，只有到了美国人手里，面才成了高热量的垃圾食品。”

主厨爷爷高兴得抚掌拍腿，相见恨晚般拉着她说个不停。

但这样看似惬意的生活从未远离过现实生活的压力。美国大学的学业很紧张，在名牌大学里更甚，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与中国大不相同。我们离家几千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学着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学着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很多时候，在好好学习和好好生活之间，我们大都只能选择一样，而临近毕业，在连年付出高昂的学费之后，求职成了另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叁

Christine的外公外婆是高知，母亲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从小便在双亲和兄姊的羽翼下几乎不知愁滋味地长大。

“所以（母亲）很‘佛系’，不去争去抢，也不要求我出类拔萃。”Christine这样描述母亲。母亲儿时曾住在农场，自幼就喜欢亲近大自然，也喜欢钻研厨艺和其他一切能给平淡生活增添滋味的事物。

踏入社会后不久，Christine的母亲就遇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帅小伙子，在深圳最早的一波发展大潮中白手起家。婚后，母亲用美食布置餐桌，父亲在外打拼，共同为一双儿女支起了一个温暖稳固的家，为其遮风挡雨，也任其展翅飞翔。

从还不太记事的时候开始，Christine就会和父母一起，周末去郊外踏青，假期去农场拔菜——“别人家的小孩在玩洋娃娃、模型车的时候，我在玩泥巴，”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或许就是那时她心里埋下了爱好植物的种子。

长大一些，Christine想跳芭蕾、弹钢琴，便都去尝试了，虽然只有钢琴练到了现在，但古典浪漫的细胞大概还一直存活在她的血液里。偶尔，她会塞给我一只耳机，说要我听一首她最近特别喜欢的曲子：“叫《云雀》，俄罗斯民谣改编的钢琴曲，去年圣诞回家的时候试着弹过，还没来得及好好练。”

附近城市的歌舞剧院里，著名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来得频繁，但我们几乎从来没去看过，票价太贵，来往一次也费时间。

“你说，我们把这些课本给卖个好价钱，是不是就能攒够票钱？”Christine拍着一打厚重的生物学教科书开玩笑地问我。我们确实会把旧课本卖掉，可卖二手书的钱大概只够去那个经常排队的冰淇淋店吃两份圣代。直到我开始给学校的剧院做平面设计，时常可以拿到免费的门票，我们才会在周六晚上精心打扮，去看一场Alvin Ailey（美国著名舞团）的现代芭蕾。

肆

关于留学圈的讨论里经常出现两种人：家境贫寒但极其优秀，拿着全额奖学金，出国就读名校；或是所谓的“富二代”，家境富裕到完全不用担心未来的出路，留学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场延期旅游。然而事实上，这两种人都只占了留学生圈子极有限的一小部分。

大多数人就像Christine，家境确实不错，父母愿意拿出一大部分积蓄让孩子出国“开眼界、长见识”。他们或许不会经历十分缺钱的状况，却也必须面对现实的压力。他们希望自己是优秀的，对得起父母的付出和希望，也希望自己毕业后能够在异国他乡立住脚跟，起码赚到“几桶金”再回国，让父母觉得对自己的培养是“值得”的。

然而，我们或许深谙美国大学的申请套路，或许早就把自己沉浸在美国的影视、音乐、文学中，练出了美式口音，但在初来乍到时，还是多少低估了国际生在美国求职的困难程度。为了能够申请工作签证，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对口大学专业的，并且要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我们“无法被其他任何一名美国公民替代”。这通常更倾向于需求量大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

对于人文学科专业（如历史、媒体、文学），以及像Christine这样选了较为冷门、招聘需求量不大的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如此标准却几乎封住了在美国毕业就职的路，引来“回不了本”的焦虑和怀疑。

刚来美国读大学的我们当年也未必对此现状一无所知，只是带着90后与生俱来的自信底气和不服输的倔脾气，不愿为了求职容易而放弃自己的个性喜好，“当时为什么选了植物生物学呢？就是喜欢吧，从小喜欢莳花弄草的。也没有考虑过求职的时候会很难之类的。”Christine说着叹了口气。

原以为削尖脑袋考进美国名校，就可以脱离应试体系和功利攀比，自由自在地追随自己的爱好，到了临近就业的时候才发现，身边的许多美国同学同样在助学贷款的重压和华尔街招牌的诱惑下，一股脑儿地扎进投行、咨询公司传统却稍显无聊的怀抱里。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毫无顾忌地追随梦想更是一种奢侈，就连那些模式化的“常规”道路，都存在障碍重重。

半年前，我在做一个关于留学生求职的电台专访时，有个在实习申请中屡屡碰壁的中国姑娘告诉我，父母其实没有要求一定她得在美国找工作，“他们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就回家，回家也很好。”

“可是我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姑娘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氤氲，“跟身边的美国同学比起来，我上着更难的课程、拿着更优秀的成绩，这两年来白天上课、晚上赶去各种交流会、招聘会，努力参加各种相关社团丰富自己的简历，可是现在没怎么努力的他们（美国人）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实习和工作，而我却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美国对国际生的工作签证缩紧发放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他们的国家，要保护自己国民的就业利益。可心里还是会难过，会不服气，那些美国同学，他们要是比我努力也就罢了。”泪水在姑娘的眼眶里打着转，到最后也没有流下来。

伍

距离我第一次去招聘会已经有两年多了，我还有四个月就要毕业。比我早一年毕业的David如今在一家知名游戏公司的市场部做着一份与他的专业没什么关系的文书工作，时常邀请我去他的公司玩，说是可以蹭公司食堂美味的午餐。他是在毕业前一个月定下的工作，熟人介绍，没费太大功夫。

跟我一样即将毕业的中国同学们，大致都确定了毕业后的方向，一大半申请了研究生学院，在象牙塔里继续埋头，暂时躲开求职这件事；一些人趁着放假的时候回国参与了各种招聘、面试，在国内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另外为数不多的一群人则成功地拿到了美国公司的聘书，他们会留下来工作至少一两年，再然后就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之中也有一些人，至今还迷茫纠结着，不知到四个月后自己会在哪里。

我拿出手机给David发短信，说明天中午去他的公司蹭饭，至今还没有去看过，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David回了我一段在他在办公室逗狗的视频，说，工作好无聊，你快来找我玩吧。

抬眼看见Christine坐在餐桌前边吃着昨晚我们一起做好的午餐便当，边盯着电脑屏幕上自己未完成的简历思索着。

“会做饭能不能写进简历呀？”Christine苦恼地敲着键盘，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突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笑着对我说，“实在找不到工作，以后我们就一起做跨国美食博主，然后开一家餐馆。”

是啊，总能找到出路的。我和她一起咯咯地笑开了，觉得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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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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