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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除了看懂小趋势，这8个慢变量也要注意了！

百家作者：互联网思想 2019-01-11 12:28:16

在罗振宇“时间的朋友”2019年跨年演讲会上推出了“小趋势”一词，重磅介绍了经济学家何帆《变量》一书，除了书中提到的主题小趋势，何帆老师还提出过8个“慢变量”，2019年无论对于对于整体国家经济还是个体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未来几年，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慢变量”会积量变为质变。这些“慢变量”将改变中国，但它们又是难以被察觉的。正如不管你察觉与否，“受到板块挤压的山峦都会缓慢地升高”。好的规划，善于审时度势。观察“慢变量”，能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规划纲要的精髓。山不会朝你走来，你要朝山走过去。我们需要敬畏在未来生长的“山脉”。

以下是何帆提出的不可不察的八个“慢变量”。

第一个“慢变量”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或将成为全球第一。多个机构的预测结果显示，大约在2020 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这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毕竟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低于美国。但是，在2010 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到第三季度就发生了“钓鱼岛事件”。

第二个“慢变量”是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深水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的预测，到2020 年，中国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也就是说，中国将在这五年内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虽然放开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老龄化社会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人尿布的产量将超过婴儿尿布的产量，而且意味着养老、医疗、社保、交通等问题，都会在五年内显现。

第三个“慢变量”是性别失衡加剧。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过去 30 年里，我国新生婴儿中男孩比女孩累计多出约 3 000 万。如果按照平均每年多出生100 万来估算，那么在1980—2000 年的20 年间，出生的男孩大约比女孩多2 000 万。到了2020 年，即便是 2000 年出生的男孩也快到了适婚年龄。这就意味着大概有2 000 万个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这2 000 万未婚男性都是谁呢？他们中的很多将是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到头来又没有老婆的绝望的单身汉—由此又将引发怎样的社会问题？

第四个“慢变量”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4 年，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参加义务教育的有1 294.73 万人，其中在初中就读的有 339.14 万人；留在农村上学的有 2 075.42 万人，其中在初中就读的有 665.89 万人。由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机构联合进行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中大概只有6%左右的孩子会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其余大部分都会直接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也就是说，大约有 1 000 万在读初中的农民工子女，到2020 年就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既“不认识农村”，又“不属于城市”，到时候受到冲击的恐怕不只是劳动力市场。

第五个“慢变量”是“白领”或将成为“灰领”。1994—2011 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累计达到350 万。按照3 年学制推算， 2014 年我国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总人数为350 万。那么，根据每年的招生计划外推，到2017 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将达到670 万。也就是说，到2020 年，我国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才数量将比现在翻一番。这是一件好事吗？难说。用得好，这将是中国技术创新的巨大财富；用得不好，将出现“白领”变成“灰领”的现象。到那时，蓝翔技校的毕业生收入超过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将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对此，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将大幅度递减，受过高等教育的“失败者”心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第六个“慢变量”是上层中产阶层崛起。麦肯锡在《下一个十年的中产阶层》中预测，到2020 年，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将达到 6.3 亿。其中，上层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 万元到22.9 万元之间）的占比将由2012 年的12%上升到54%。按照麦肯锡给出的数据测算，未来五年内，中国将涌现出2 亿左右的上层中产阶层。这部分人群有着更高的消费水平，而且可以购买来自各个国家的产品—全球市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崛起的上层中产阶层会购买更多的房子和汽车，会习惯出国旅游和坐游轮，但他们也会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这将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

第七个“慢变量”是消费结构转型。未来五年里，不仅整体消费水平会发生质的变化，而且消费结构也会发生重大变革，其最主要的特点将是消费向服务业倾斜。中产阶层家庭该买的都买了，房子、车子、彩电、空调、冰箱……唯一能够大幅度增加的消费是来自对服务，如教育、医疗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又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继而带来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链式反应已经启动。

第八个“慢变量”是技术创新加快。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能在倒逼机制下实现新的技术突破。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有很大可能会刺激新的技术创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技术。正是中国巨大的需求潜力造就了如此庞大的高铁市场，高铁技术的革新和推广才得以成为可能。未来5 年，环保、医疗和老龄化服务等领域都是最有可能出现这种技术大突破的领域。原因很简单—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巨大的需求。

本文整理自《新时代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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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与新格局》

何帆、朱鹤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新时代与新格局》为何帆、朱鹤两位老师及其团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和全球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兼顾国内宏观和国际宏观，试图打通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研究文章对国内热点经济现象的透彻剖析，不仅涉及到了宏观经济形势或政策的变化，而且深度挖掘深层次的影响因素，通过专题的形式将问题研究得更为透彻。

何帆：宏观经济研究是个手艺活

——《新时代与新格局》序

我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重大变化，也目睹了宏观经济研究的风格转变。借本书出版之际，和读者朋友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解惑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MBA项目《中国与世界经济》任课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从中国经济的变化来看，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周期性的变化，也经历了趋势性的变化。若从大的趋势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开放红利。一方面，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快速进入全球市场，充分享受了市场开放带来的需求红利，同时还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外资持续流入。另一方面，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逆风上扬，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全球经济陷入更为艰难的困境。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成为稳定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二是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到了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大家逐渐适应了8%以下的GDP增速。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开始凸显。不断涌现出的新经济和新业态，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宏观经济研究的风格来看，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智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镇，它有专门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小组，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解读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分析报告也经常发表在《经济研究》等一流学术杂志上。再之后，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代表的高校智库，开始崭露头角。北大朗润园汇聚了一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高手，这些前辈至今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如周其仁、宋国青、黄益平、卢锋等。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我们的团队由余永定老师带队。当时团队里的年轻人，现在已成为市场上知名的宏观专家，像姚枝仲、张斌、张明、徐奇渊、肖立晟等。我们团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领域，比较突出的风格是兼顾国内宏观和国际宏观，试图打通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研究。

2005年前后，金融机构开始成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力量。最早的研究者来自国际知名投行，如瑞银集团的乔纳森 · 安德森，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 · 罗奇，渣打银行的王志浩，等等。他们的分析视角和传统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非常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之后，一批在国外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纷纷加盟国际金融机构，如彭文生、沈明高、汪涛等。与此同时，市场本土的研究力量也在崛起，影响力并不逊于国际投行的研究者，如高善文、李迅雷等。近年来，许多有丰富的政府机关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也转入市场，如伍戈、钟正生、张岸元等。他们把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在体制内的工作经验结合起来，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的一种新的角度。其实，有许多政府部门拥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央行正是其中的最佳代表，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公开渠道不太能够见到。

回顾这20年的宏观研究经历，我有几点体会想与诸君分享。当然，这些体会不一定对，仅供各位参考。

其一，宏观研究是个手艺活，不是严密的科学。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还要善于把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我还记得当年在讨论“猪通胀”的时候，徐奇渊为了研究猪肉价格波动，曾经深入一线，直接去调研养猪场，给我们讲了很多养猪秘诀。调研有助于增加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直观感受，这已经成了我们团队的惯例。例如，为了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我们专门组织团队去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地调研，通过拜访当地的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掌握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手材料和最新进展。

其二，宏观研究需要同时结合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学科。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太快，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稳定，因此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框架，也不能完全借助计量方法来研究数据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更多的学科门类，把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在宏观经济分析上。例如，产业结构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这时候就必须结合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变化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再如，中国有纷繁复杂的经济政策，政府出台这些经济政策的目的、选择的政策工具、预期的政策效果，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宏观研究热点问题做得太多，专题问题研究不够。对于市场而言，关注热点问题、做出及时分析至关重要，但对于宏观经济的学者而言却未必如此。我经常跟学生说，研究宏观就是培养自己对趋势和周期的感觉。与趋势和周期相比，热点问题就像潮汐中卷起的巨大浪花。要研究好趋势和周期，就必须对重点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的专题研究。当然，我不是说热点问题没必要研究，而是说宏观研究要分清主次。真正好的热点研究，背后一定有着非常扎实的专题研究支撑。

最后，宏观经济研究开始出现了团队化的趋势。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政府智库，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一点，那就是宏观研究团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很多基金公司的宏观研究团队规模，已经超过一些中小券商的宏观团队规模。宏观研究团队化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团队内部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分工，每个人可以相对专注地研究固定的领域，而且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可以更方便地讨论交流。团队化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助于把宏观研究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而且也只有把手艺传承下去了，团队才可以持续存在。换言之，一个人走江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本书是我们宏观研究团队的成果汇报。我们的风格是做专题，出一个系列，试图把一个问题研究得更为透彻。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宏观经济形势或政策的变化，而且是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我们有意识地培养团队，从一开始就带着学生尝试写作。我对所有的学生提出了一个看上去简单的要求，那就是“用简单的白话文把一件小事说清楚”。但实际情况是，这个要求并不简单。我们会引导学生多看数据，多思考怎么用一张图把关键事实呈现出来，同时要关注每个数据背后的故事。除了研究本身，我们也非常重视训练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当你成为一名研究组织者之后，你看到的就不只是研究内容和技术本身，而是整个研究的全貌，这其中包括如何组织研究、如何规划时间等等。我们特意把所有参加过团队研究的成员名单放在本书的附录，一是感谢他们为团队做出的贡献，二是激励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能超越我们这一代的研究水平。

本书收录了过去两年我们团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共分为四个主题，分别是：新周期之辩、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全球经济新格局。这些研究中包括一些时效性较强的研究，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注释，说明我们对事情最新进展的看法。总的来看，许多看上去时效性较强的研究并没有过时，我们的分析逻辑对于当下的情形依然适用。还有一些研究跟当下有关，相关话题至今仍在持续，如去杠杆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有待未来随着事情的进展加以验证。

当然，本书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未来，我们还会在宏观研究领域继续努力，争取从更多、更新的视角拓宽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认识，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