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寄相思到万里共情

电话没诞生前，家书抵万金，团圆之夜，异乡客遥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海上客则“自云发南海，万里速如飞”。

电话诞生后，千里相思一线牵，但这份“相思”依然是“人间哪得几回闻”。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

40年，电话、BP机、大哥大、手机、智能手机……通话工具的日益普及逐渐冲淡了一封家书的含蓄，“腰挂BP机，到处吹牛皮；手拿大哥大，到处说大话”的洒脱仿佛为全民打开了情感宣泄的出口，拿起电话，亲人们近在咫尺的声音鼓动着耳膜，每人心中有着万里共情的感动。

40年，中国与世界更近了。中国制造带着蓬勃的活力，激荡着每一位踏上这片热土的“淘金者”，东海之滨的福建福州与万里之外阳光灿烂的美国加州之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

与世界“Talk”的改变，自开放而始。

 

电话零时代

1978年，韦乐平进入邮电科学研究院，开始攻读光通信专业研究生，这是一个在中国几乎零起点的专业，当时的他，根本无法想象，40年后，光纤成为连接中国数亿家庭的“毛细血管”。

韦乐平与通信打了一辈子交道

这一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如今是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的韦乐平至今记得，国门打开后，沿海地区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各国厂商，希望在中国落地建厂，但一与本国联系，便发现，电话不好打、打不通，尽管中方态度很诚恳，各项条件优惠，这些投资者依然摇了摇头，失望地回去了，“这是件很残酷的事，也让国家和行业领导认识到，改革开放，通信必须先行。”

同一年，一对在南方老城里长大的双胞胎大华和小华还在上初中。小学时，他俩在父亲上班的工厂里第一次看到了电话，彼时的两个孩子也不会想到，长大以后，他们将为了各自的理想奔赴远方，“连体婴儿”式的青春记忆就此割裂，而电话机将成为维系他们与故乡的那段“一线牵”。

大华、小华一家的全家福

那时，工厂的分机电话没有拨号盘，如果某某科室要打内部电话，要先接到总机，再转接到某某车间，生活区里也只有两台电话，“一台在医务室，一台在招待所。我们小时候几乎就没有打过电话。”大华回忆道。

“有事打我家电话”

1979年后，国家向普通家庭开放安装电话，客厅小方桌上的转盘式电话，“披”着蕾丝边的方巾，成为家里最金贵的物种。

1982年，“加快通信发展”被写进党的十二大报告，同年，福州率先从国外引进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电话交换方式，由电脑程序控制、指挥交换机，几秒钟就能完成原本人工操作需要十几分钟的交换程序。1986年1月20日的香港《明报》上一篇题为《项南治聋》的报道中这样写道，“3年前，有些精明的外国商人发现一个秘密，中国电话最通畅、最迅捷的城市，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特区深圳，而是省会中不起眼的福州……”

福州引进的我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

1985年，临近大学毕业时，大华和小华兄弟俩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庭电话。那是从父亲工厂总机房转出的分机，附带拨号盘，只要在拨号前加一个0，就可以呼叫外线。想起这段往事，小华不无得意地说：“当时家里有电话算是种身份的象征，和别人聊天时，总会有意无意地说一句，有事可以打我家电话。”

韦乐平记得，“福州模式”成功之后，时任邮电部领导下决心在全国推广程控交换机，中国电信业因此一步跨越了50年，进入数字化时代，并大大加快了电话普及的速度。

“以前打长途，先拨给市里电信局，再由他们转接。后来用程控电话就可以直接拨号了，而且单位里也用上了小程控交换机，分机之间互相拨号都没有问题了。”大华解释道。

1989年11月12日，上海电话号码六位升七位，1995年11月25日，上海电话网七位升八位。

“高富美”的传呼小姐

尽管电话机没能“一鸣惊人”，寻呼机这个新型通讯设备却悄悄露出“尖尖角”。“1989年，我头一次见到Call机，是大学同学送给他女朋友的礼物。当时毕业生工资不到100元，一部Call机就要700多块。”大华感慨道。

“一开始只有几个主力寻呼台，如128、126、999台等。仿佛一夜之间，又冒出了很多小寻呼台，从此男人的腰带里必备BP机，女人则是化妆品与Call机共存。”小华形容道。

1994年，21岁的卜雯倩进入上海国脉寻呼台做寻呼小姐。当年，寻呼小姐是一个热门的职业，她们漂亮体面、收入可观，绝对算得上“白富美”。卜雯倩对自己能当上寻呼小姐颇为自得：“招聘很挑剔的，个人素质、长相等各种因素都要挑，连手长得好不好看都是要看的，特别要求要有文凭，还要会外语。”

刚进入寻呼台的卜雯倩

在固定电话还未普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的增长速度令人惊叹，每逢过年，除夕夜23点以后，在这迎新年的黄金一小时，人们都在通过寻呼短信拜年。1993年，寻呼业放开，上海一下子引来70多家寻呼台决战“春秋”。尽管如此，国脉仍然占据着寻呼市场的半壁江山，最高峰时，国脉用户超过100万，寻呼小姐超过3000人，平均每天话务量达100多万。

一通昂贵的长途电话

1995年，多年形影不离的大小华不再步伐一致了。小华因为工作机缘来到了上海，并在这里安了家，大华继续留在生长的故乡。几百公里的距离横在两人之间，于是，小华学会了用长途电话一吐思乡之情。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外地往家里打长途。当时还下着雪，我在邮电局排队，准备告诉父母我大约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小华记得，邮电局里设了很多电话亭的格子，一旦哪个格子空出来了，就有人报号喊下一个人进去打电话。小华记得，当年和家里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无奈电话费太贵，只能长话短说，可等到真的挂断电话，又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说，“所以打长途前，我就把想说的话列个提纲，免得忘了。”

大华、小华难舍难离兄弟情

除了邮电局，90年代中期大街小巷里也冒出许多可供拨打长途电话的地方，“那时还不是程控电话，音质不是很好，加上在开放的空间里打长途，环境比较吵。打电话的人被催了，难免会转头气冲冲地回敬对方一句‘不要叫’，但是一转眼又笑眯眯地对着话筒说‘对不起，老爸，我不是在说你啊’。”回忆起这个有趣的画面，小华依然忍俊不禁。

23年，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

20世纪90年代，移动通信尚没有达到如火如荼的境界，但惊鸿一瞥就足以吸引眼球。大哥大进入大华的视野，“那是我同学的大哥大，1994年，要1万多元，我还记得前面两个号码是90。”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搞活了中国的经济，也深深触动了长期缺乏市场观念的邮电系统，在当时新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的大力推动下，邮电部统一了思想和观念，“明确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高起点，保持高速率，实现规模经济和超常规发展，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电信大发展。”韦乐平记得，当时邮电部选择的重点突破方向就是移动通信，在政策、人才和资金方面全力支持，靠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最终使贵族专用的“奢侈品大哥大”成为普通老百姓也用得起的“日用品”。

1992年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只有17万，1995年，上海进行第一次移动电话大放号，数字移动电话在9月25日实现了即买即开。截至2018年11月底，手机用户数达到15.5亿。

1998年，小华正式用上了手机，从直板、带固定天线的爱立信到翻盖的摩托罗拉，都是绿色屏幕，纯电话用途。“爱立信的锂电板又厚又重，打电话时会发烫，薄一点的镍氢电板又不经用，电话多的时候两个小时就没电了。”至于摩托罗拉的那部，他只记得设备很“经打”，有一次手机掉进水里，捞起来用烘箱60度抽风除湿后，它竟然还能用。

大哥大曾经是身份的象征

进入21世纪后，彩屏手机开始流行，娱乐功能也跟着被植入。贪吃蛇、推箱子等小游戏屡见不鲜，小华最常用来打发时间的则是俄罗斯方块。

近十年间，智能手机一岁一迭代，多少令他有些目不暇接。可即便人到中年，无心追寻最前沿的款式，他也不会否认智能手机的划时代性，“现在的手机都有了电脑的感觉，写邮件、修照片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更别说聊天和视频会议了。事实上，我现在都很少用电脑了。”

资费大幅下降

40年来，让韦乐平印象最深的是通话资费的巨变。1980年代中期，韦乐平在加拿大作访问学者，一分钟国际长途费是22元，可他一个月工资才56元，只能打2分半钟，一年多后，他才咬咬牙给家人和女儿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现在，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跟外孙女打电话聊天。

由于移动资费太贵，手机普及之前，还钻出了小灵通这样一款“古灵精怪”的设备。

这款形似手机的个人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采用微蜂窝技术，将用户端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其不足之处在于，小灵通的通话质量不甚出色，在高楼里几乎没有用，而且不能全国漫游，只能在本地（最多本省）使用。乍看之下十分“鸡肋”，可是小灵通的“绝招”就在于省钱，月费20元就可以无限畅打，如此便宜的资费令人心动。

渐渐的，大街上有了这样一幅景象：人们身上同时带着手机和小灵通。大华表示：“因为手机接电话贵啊，如果看到手机来电是本地的，一般人就会掐掉，再用小灵通回拨过去。”此时，手机几乎充当了寻呼机的角色，发挥了消息提醒的作用，而BP机则开始式微了。

小灵通风靡一时

不过，小灵通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随着移动通信基站的覆盖逐渐完善，资费开始进一步下降。2009年开始，各地电信运营商陆续对小灵通启动清频退网。

如今，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超过100%，打电话不再是硬需求，流量不够才会引发“焦虑症”。

近几年来，随着“提速降费”国策的持续推行，移动流量资费大幅下降，截至2018年上半年，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 2017 年下降了46.2%，国内手机流量“漫游”费也被取消，流量费开始变成“白菜价”。

“40年来，在改革开放大旗的指引下，我国通信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在全球行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3G的商业化上，中国落后了8年，在4G商用上，中国落后了4年，但即将到来的5G时代，中国将与世界同步，而且在某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回望40年，韦乐平感谢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战略，让通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模式，中国的通信产业实现了超常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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