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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有人把生活过成了诗

百家作者：新周刊 2018-09-14 11:13:31

从最早投奔大理的异乡人开始，大理被讨论的移民历史已超过三十年，或许更远。“理想国”也好，“乌托邦”也罢，大理在各种浪漫化描述及媒体报道中的田园牧歌形象，本质上是一种生活的文化：回到自我、回到乡土、回到生活，回到一切的原点。

在中国的660多座城市里，大理并不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那样，有着显赫的经济发展数据和巨大的体量，也不像杭州、成都、西安和重庆等新一线城市那样有着喧闹而杂芜的网红气质，但又不像那些千篇一律的三四线城市那样缺乏存在感。

事实上，大理在生活方式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在城市精神气质和文化魅力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内涵和强大吸引力，是任何一座中国城市所不能替代的。

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论坛评选大理为“世界生态名城”，70多个国家的大使赞大理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这里“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逃离北上广”呼声最高的近几年，大理迎来了新一波的移民新浪潮。

在大理，有人把生活过成了诗。图/lvmama

人来人往浪淘沙，那些用脚投票并最终长期留在这里的“新大理人”，留恋的不仅是这里的风光与气候，更多的是这里的人。“理想国”也好，“乌托邦”也罢，大理在各种浪漫化描述及媒体报道中的田园牧歌形象，本质上是一种生活的文化——它散漫而自由、多元而开明，它反对浅薄庸俗的商业化，它希望回到自我、回到乡村、回到生活，回到一切的原点。

正如诗人莫柒说，我们没有把大理当作乌托邦，我们只是在这里过日子。

历史的大理：从未泯没它“文献名邦”的声誉

“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绝不是一朝一夕间成就的。

纵观历史的长河，许多文化都是成就于河套三角洲的平原地带，而大理的文化却深深扎根于高原深处，自发源之时起便与苍山洱海相连。大理历史上先后山现南诏、大理国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云南文化的起源地，是唐宋时期云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清晨的大理古城，阳光明朗。图/wikipedia

苍山“十九峰十八溪”温养生灵，洱海“三岛、四洲、五湖、九曲”则孕育六诏文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也许，正是因为远离中原，大理才得以保存最纯粹的东西，成为“妙香佛国”与“文献名邦”。

坐拥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大理很知足。无论世界怎么变，大理的节奏也不变。从南诏一统六诏，大理开疆立国，流芳千古。任凭时空转换，“家家流水，户户养花”，大理的本质依然是生活。

大理旅居者如此描述：“只要你走在古城上，你会看到当地的白族和汉族背着箩筐去买菜、购物，说着你听不懂的方言，很自然。”“像大理古城还是有很多原住民在里面，他们每天背着背篓去买菜，你就会感觉这是真实的。”“我觉得很真实，因为这边有一种过日子的感觉。”

正在做扎染的大理白族老人。图/骊珠子

文化的大理：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

优越的区位、丰饶的物产，使大理人享有了“古希腊人所享有的优裕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

大理以白族为主，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同时居住着汉、彝、回、傈僳、藏、纳西等26个民族。白族人相信“万物皆有灵”，敬重并吸纳各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丰富而多元：有佛教的观音、道教的玉皇，有中原的杨家将，还有自己当地的“本主”。“本主”可以是神，也可以是鬼；可以是白族，也可以是汉族；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山石。

喜洲现在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许多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白族民居建筑群落，最多的建筑样式是“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部分民居也有外来文化的特征。受外来文化影响，喜洲民居有中原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的风格，也有藏族民居和东南亚建筑的影子。

大理喜洲古镇的民居。图/jmoying

上世纪初，喜洲商帮勃然兴起。人类学家许烺光在其著作《祖荫下》中记录了喜洲繁盛时的状况：大型商号“至少有两家，就其规模而言，可以与天津或上海的大商号相媲美。这两家公司在昆明、上海、香港、仰光、海防，甚至更西南边的一些城市内都设有分公司”；“当地一些家庭的儿子到北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甚至日本、美国读书，带回一些新的思想、生活方式”；1936年，旅沪喜洲人就办了一本名为《新喜洲》的杂志，当年5月，十二对青年在喜洲大办集体婚礼，由乡绅和县区官员出面主婚……

同时，作为滇缅与汉藏交汇的节点，大理自古也是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大理的东南边是汉文化、南部是原始佛教文化、西北边则是青藏文化，三大文化所影响下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各种民间信仰在此交汇。

1927年修建的大理天主教堂，依然保存完好。图/wikimedia

其中，佛教哲学深刻影响了大理国的治国理念，大理国延续316年，并未发生过大的战争、动乱或宫廷杀戮。道家文化则深刻影响了大理人的生活方式。数百年来，大理百姓安居乐业，无生灵涂炭之忧。

多民族混合聚居，儒释道和谐相处，这些为大理文化的开放、多元与包容埋下了伏笔。后来，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大理相交，带动了大理商业之繁盛、生活之富足。马帮带着普洱和西双版纳的茶叶向西经云县、凤庆到达大理，往北经丽江、中甸进入西藏，进行马匹、皮毛、药材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交易，同时也为大理注入自由的思想和灵魂。

世界的大理：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植物标本猎人、人类学家、嬉皮士的东方乐土

大理是中国的名片，也是世界的名片。

19世纪以降，随着英国殖民缅甸，法国占领印度支那，继而向云南渗透，大理便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传教士、探险家、植物标本猎人纷至沓来，大理古城的“洋人街”就是最好的见证。

最早为大理留下图像记录的外国旅行者之一，或许是1903年的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在其代表性著作《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他转述了当地流传的观音降魔传说——也就是大理“三月街”的由来。

盖洛辞别大理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陆续有欧美、日本的旅行者在大理留下了影像行踪，其中又以法国人谢阁兰和美国人约瑟夫·洛克最具声望。这种马背上的长途旅行，对于生活在现代欧洲的谢阁兰而言，无疑是一种富于诗意的体验，他在大理途中所拍摄的马帮与驮夫，象征着将他从对中国的想象带入到现实世界的文明引路人。

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于1914 年8 月12日拍摄的马帮。

而真正在大理社会扎下根来，悉心体会这里的风土人情与传统文化精神者，是英国人类学家费子智。他在1936—1938年间，以大理为田野点，遵循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研究民家（白族）的语言、风俗、经济模式与宗教信仰等内容，完成了有关大理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

费子智在这本著作中描述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大理的田园风光：“云南南部处于热带地区，但是民家（白族）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25度，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沛。”

这就是大理冬不冷夏不热，适宜人居的原因。古老的大理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农田在这里显得珍贵。自海边到山脚，大理城被田野与乡村包围着，这平坝上的土地如此珍贵，以至茶马古道绕开田土，宁愿走经苍山脚下的崎岖山路。

而西方人真正大量涌入大理的时代，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在路上”的大潮经久不息，嬉皮士、流浪者与背包客顺着湄公河入境云南，他们怀着皈依的热情寻找香巴拉，踏进大理。他们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与旅行文化，有点嬉皮和“达摩流浪者”的味道，倡导身体力行、适度消费等理念，至今仍值得效仿。

今天，大理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魅力有增无减。有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今天的大理：“这里就像一个小纽约，不是外形，而是内在气氛。”

2005年，英国画家万哲生与新婚妻子万可来到大理度蜜月，在古城咖啡馆前面晒着太阳。两个星期后，他们在大理租下房子，安顿下来。十余年间，万哲生画下大量速写，记录大理的人文、美食和自然风光。最终，万哲生用中文记录自己所热爱的大理，著下《大理外传》——一本涵盖了大理自然风物、文化历史和新大理人的插图小百科。

日本《亚东印画辑》收录的旧时大理古城街道照片。

生活的大理：一个士绅化的“理想生活”实验地

2013年11月，《纽约时报》以专文报道了近几年涌现的一批“新大理人”。该文指出，有很大一部分移民是所谓的“气候难民”，他们来这里寻找阳光、新鲜空气和好水，不少人是中产精英，急欲从大城市中逃离，包括逃离污染和脏乱，除去身上物质的枷锁。

“包容”，几乎是所有“新大理人”在描述大理文化时共同提到的词汇。这里有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吹毛求疵的文人、小资调调的青年、流浪气质的旅者、背井离乡的打工者；这里的情怀黏腻丰富，有忧愁、喜悦、愤世嫉俗、清心寡欲。毫不意外，大理很自然地完成了“宜居地”到“移居地”的身份过渡。

随着新移民的涌入，国内相关的影像、书籍不断出现。2013年，导演张杨拍摄了微电影《生活在别处》。他在影片中阐述了自己何以要搬来大理安家落户，同时介绍了落脚于大理的众多名人和移居到大理的外国新住民，例如猫猫果幼儿园老师、坏猴子酒吧老板等。这些诗意的画面，让大理透过网络媒体再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也助长了移居风潮。

不少人相信，大理就是他们今生注定的栖息地。图/大理旅拍摄影师

城市中产阶层构成了“新大理人”的中坚力量，他们带来了氛围，也让这“半个乡下”的城镇逐渐成为一个“好玩的地方”。若要问为什么选择移居大理，他们的回答通常是：“不只是因为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美丽，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一群跟我一样的人，所谓同类。”

“新大理人”的移居故事，是追求个性自由的奋斗史，也是理想生活的“创业史”。一方面他们寻找舒适的地点住下，另一方面，他们也从中寻找边工作边享受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纯然的消费者。

他们中有做民宿的、办教育的、做设计的或写作的，等等，或是定居下来后利用自身拥有的专长和资源，在大理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从程序员到面包师，从设计师到农场主……在这个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他们终于得以释放附加在身上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压力，骄傲而安心地做一个在别人平淡生活里“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看山、看湖、看云，一天悠悠闲闲地过去了。图/网易

同时，大理也开始受到房地产商的关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别墅形成一块一块的小区，散落在苍洱地带之间。若说双廊的酒店、客栈走的是精品路线，那么这些别墅小区，同样是高档次高品位的审美建筑。这种地貌景观的改变，正在使大理经历一个士绅化的过程。

这个士绅化的过程，非常实质地反映在房地产的价格上。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5月，大理房价达到11233元/平方米，已经赶超昆明房价（11028元/平方米）。在房地产商的估价预期中，这一类价格，和前一年度相比，可以说稳中有升。

各地的地产商和旅居者都对大理旅游地产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在他们的统计里，前来购买的，八成是外地人。这些外地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来自北、上（包括浙江杭州）、广、深的城市白领或金领，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在大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移民是为了体验新的生活方式；第二类是来自东北三省的退休移民，大理四季如春的气候是他们主要的迁移动因。

有观点认为，大量资本入侵、无法抵抗的全球化与强势文化，令大理从乌托邦走向异托邦。事实上，历观近几年，中国的城市化几乎磨灭了生活的原本模样，当代中国人为了高昂的生活支出与满意的工作，几乎一直都在迁徙。也许正是大理让人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模样，才让那些在城市中无法容身又无法遁形的人群欣然往之。这些生活方式型移民的聚集，则延续了大理“诗意的栖居”的意象。

这是个令来者久久不愿归去之地。图/新华网

未来的大理：洱海清，大理兴

随着城市经济、文化向西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散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外界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大理逆城镇化现象”——是一种“未饱先变”的逆城镇化。

而“逆城镇化”的行为方式正日益成为一部分人逃避城市问题、追求向往生活的选择。学者李培林认为，所谓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发展中继郊区城镇化之后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这类生活方式型移民逆城镇化的选择，看似放弃生活，归隐于山水间，但事实上这是他们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他们在大理过着“当地人”或“自己”的日常生活，像当地人一样买菜、劳动。虽然这群新移民与当地人在价值观、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认为，“会试着融入当地的生活，尽量不要去过多破坏它本地的生活方式，因为来到这边也是喜欢它的生活方式”。

洱海太美了，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壁纸。图/新华网

一个行业的兴起，往往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餐饮业、宾馆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及其他服务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而大理，作为滇西的经济中心、文化旅游中心、交通枢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桥头堡城市及物资集散地，其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保护好洱海，保护好生态环境。

“我对客栈关停表示支持和理解，洱海是大理人的命根子，没有苍山洱海的青山绿水，一切发展都是空谈。”双廊云墅海景客栈老板火刚说。

洱海自然生态岸线是洱海的保护线，就如同洱海是大理的生命线。洱海清，则大理兴。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从2015年开始，大理一直在倾尽全力做洱海保护工作。从最初的环洱海流域综合整治，到2017年成立“七大行动”指挥部、餐饮客栈自行停业整顿、开启百日攻坚战全面推进环湖截污工程建设……每一项整治措施都体现了大理坚决保护好洱海的决心。

大理作为“一带一路”大西南战略的核心支点，无疑成为中国最具成长性和潜力的城市。随着国家大西南开发战略的布局以及云南桥头堡战略的稳步推进，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大理作为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门户，大理正在逐渐承载着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迎来送往、互通有无、加深交往、促进合作的重要使命；作为云南旅游二次创业的重要战略要地，大理开发进程的加快，对云南旅游业的推进可谓意义深远……大理因其后劲的经济价值，正在从“宜居”到“移居”到“首居”的过渡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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