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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研究者：总理批示放大了《我不是药神》的影响，我们仍缺少优质非虚构作品

百家作者：刺猬公社 2018-07-20 02:53:03

导读

当前，非虚构写作由城市中心主义主导，他们对农村社会鲜有挖掘。

刺猬公社 | 石灿

7月18日，中国政府网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关于总理批示《我不是药神》的消息，引起社会热议。《我不是药神》改编自真实故事，而这种真实故事所具备的人性善恶、社会机制、复杂曲折等要素，近年来被当成是非虚构写作的绝佳题材。

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围绕该条消息、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美非虚构写作区别、国内非虚构写作实践等主题，采访了《新新新闻主义：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写作技巧访谈录》中文版译者刘蒙之。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职，是该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编辑出版、传播理论与创意写作（非虚构写作）。

刘蒙之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总理的重视放大了这部电影的社会影响

刺猬公社：你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中国政府网推送的《批示》了吗？如果有，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怎么样的，你当时正在做什么？

刘蒙之：我最近正在香港访问，在咖啡厅等人的时候，看到了《批示》的消息。看到这条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意外。

深度报道或记者内参引起领导重视，推动问题的解决的情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且通常都是就事论事，一事一报，最后促进具体问题解决。

由于电影热映引起政府高层重视并立即回应的情况真不多见。《药神》热映能够引起总理重视，我觉得除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这个噱点外，更在于医疗话题的重大性，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是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的工作。

总理的重视放大了这部电影的社会影响，而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是艺术作品应该实现的是社会功能之一，干预社会、影响社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直面社会问题的严肃题材的作品和市场票房并不矛盾，《我不是药神》就是一个明证。

刺猬公社：电影《我不是药神》改编自真实故事，你觉得《批示》一文对非虚构写作有影响吗？为什么？

刘蒙之：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我还不知道非虚构写作这个场域的从业者现在怎么看待和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来香港之前，带着孩子专门去影院看这部影片。看完之后，心里满是检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样的题材和作品不是首先出现在严肃的非虚构作品中（注：电影上映前，GQ曾做过报道），而让电影业的人先做到了。观影之后，我觉得非虚构写作者一定要努力了。

这两年我很少看到能与《我不是药神》在现实性、批判性、反思性，以及对现实的干预性方面相比肩的电影。

在写作领域，非虚构写作者要尽量抛却个人化的叙事，关注社会、关心社会、干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刺猬公社：你有看《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吗？从非虚构故事商业化角度来看，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刘蒙之：这是一部能击中人心的电影，在商业化上无疑是成功的，而且是进行时态，现在票房还在不断刷新，没有人会怀疑这部电影一路攀升的成功曲线。

这部电影尊重了现实，反应了真实的社会一角，这也是它为什么受到观众欢迎、受到市场尊重的原因之一。但同时，它也达到了虚构作品的美学功能，能够起到净化心灵，促人思考的作用。有人从这部电影里汲取社会常识，也有人超越具体的社会常识，思考更抽象的人生问题。

我想说明的是，《我不是药神》不是一部合格的非虚构作品，它不是由一个完全的非虚构文字故事编成的电影。电影关注了“现实”，但是因为改编的关系，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嫁接的，甚至是想象的，所以并没有严格遵循“事实”。

因此，在我看来，它还不是合格的“非虚构”，仅仅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把标准的非虚构故事改编成电影是有难度的，其中之一就在于如何顾全“事实”和其他细节。一旦有了改编和发挥，与非虚构精神又有冲突。当然，这个转化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我觉得学界和业界还可以讨论。

非虚构写作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写作

刺猬公社：你认为非虚构创作领域，目前存在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蒙之：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能够沉下心、沉下身的写作者都比较少。优秀的非虚构作品的确也非常少，因为它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精心观察、体会每一个细节和时刻。非虚构不能闭门造车，合理想象，任意嫁接，它的采访和写作周期长，产量少。

展开来说：第一，在虚构写作领域，最大的问题还是深入生活底层和细部不够。非虚构写作有别于深度报道和人物特稿，虽然前者属于非虚构写作的一个亚类。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更多地需要浸入式的体验和采访，是汤姆 ·伍尔夫所说的“更衣室风格”的采访，而深度报道和特稿习作不过是长时间的访谈和观察，但采访周期比较短，属于汤姆 •伍尔夫的“看台风格”。

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机构化媒体内容生产的周期、成本、运营等逻辑决定了不可能涵养一部有潜质的作品。而非虚构写作要求投入较长时间，这是一般的记者、作家很难做到的。

慢功出细活，长时间的涵养才可以出好作品，这恰恰与当下的写作环境相矛盾。

第二，当前的非虚构写作还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写作。写作者生活在城市，了解城市文化、关心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和各式各样的人生，城市的确占据了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大部分，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占支配性的对象。

但是，也有很多农村籍籍无名的人群，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寂寂无声地生活。他们的生活也够特别，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宇宙，代表了当下历史生活的方面。对这些人的观察与记录非常困难，城市主义的记者和作家对农村社会鲜有挖掘热情。

刺猬公社：你在做研究时，有探寻过国内的非虚构作品平台，在内容上是如何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吗？他们是否有相匹配的运行机制？

刘蒙之：我首先是要给国内的非虚构平台致敬的，他们做的都是伟大的事情。一直以来，写作与发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特权，普通人通常充当读者的角色，与专业的记者、作家一起完成写作。

传统文学写作主要由专业的作家主导，新闻写作主要由媒体的记者编辑主导。他们是专业的文本生产者，依赖稀少和垄断的媒体发表作品。

实际上，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量识字人口，分子式的个体化写作从来没有中断，民间有着记录的热情，但是此前因为文本流通渠道的匮乏，绝大多数的写作冲动被压抑着，那些文本也处于“幽灵”状态。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平台快速发展，腾讯“谷雨”、网易“人间”、界面“正午”、中国三明治以及凤凰网“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以推动非虚构写作为创建初心。就像树立了指向地心的钻井，让社会的写作能量得以释放。

从写作群体来看，除了专业的新闻记者、独立作家从事非虚构写作之外，一大批业余作者加入非虚构写作的行列，壮大了非虚构写作群体的力量，让非虚构写作脱离了专业记者或作家的局限，成为一种专业写作者与业余写作者皆可参与的写作运动。

在我看来，这些平台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PGC ,另一种是UGC，当然还有PUGC。PGC的代表以杂志业为代表， “谷雨”有点PUGC的性质，很多文章都是有专业记者或作家写就的；UGC的代表是“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这样的平台，写作者都是普通的有故事的人，文字上也不一定有多专业。

UGC的写作者有些来自职业写作者，有些来自升斗小民。PGC的质量更高，UGC的产量更大，PUGC介于两者之间。从开发价值来说， PGC的非虚构作品价值更大。

非虚构平台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了写作者，但整体上缺少高质量的非虚构作品。这是一个刚刚萌发不久的场域，非虚构写作者、媒体、市场、产业、学界对它的发展都不是很有把握。

无论怎样，非虚构写作核心的引擎还是非虚构作家，这还是一个成熟的群体，有待成长。

非虚构写作的“中国特色”

刺猬公社：从你的角度来说，整个社会和市场对什么样的非虚构作品反响最好？你更愿意看到什么样的非虚构作品？

刘蒙之：我曾经设计过一个评价体系。第一个维度是选题的重大性，又包括现实的关怀度、主题的深刻性、釆访的难易度、题材的开创性等四个指标。第二个维度是叙事的技巧性，包括文本的故事性、人物的逼真度、结构的复杂度、细节的展现度四个指标。第三个维度是语言的表现力，包括语言的精确度、词汇的丰富性、风格的新异性、艺术的感染力四个指标。

制图切切

我觉得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一定是均衡的和协调的。选题再好，故事结构与语言不及格的作品不可能成功。而细节很好，选题一开始就低端的非虚构故事也很难获得市场的认可。

在我国，非虚构写作受到特稿写作理念的影响很大，职业记者的长故事写作主导了当下非虚构写作的主要范式。而特稿的问题是喜欢走向人性，并将其作为解释故事的自变量，我觉得这个框架有些程式和浅薄。我更喜欢直面社会问题的非虚构作品，如《夹边沟记事》，具有挖掘历史或社会问题的深度。

现在非虚构平台上的大部分作品过于个人化，虽然的确代表着非虚构写作价值的一个维度，但是选题与体验缺乏普遍性和重大性，格局不够，不是大手笔。

刺猬公社：非虚构写作源于美国，现在很多中国作者在探寻更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虚构写作，你认为他们找到“中国特色”了吗？非虚构的美国实践和非虚构的中国实践，你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中国非虚构写作者要注意些什么？

刘蒙之：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下美国实践和中国实践。美国非虚构写作有两大渊源，一个是文学传统，一个是新闻传统。

笛福、马克•吐温、海明威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都是文学传统的代表。包括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也属于文学。

新闻传统来源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时期“讲故事”的报业，20世纪60年代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盖伊•塔利斯等人奠定了的新闻长故事写作。

和美国相同，中国也存在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纪实文学传统，另一个是新闻叙事的写作传统。这两个传统的交集就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非虚构写作，既不是文学，也不是新闻，甚至连文学新闻都不是，就是非虚构故事，而且一般篇幅很长，甚至是一部书的规模。

非虚构写作的“中国特色”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它不是一个业已存在的东西，等着我们突然发现。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投入、体验后建构起来的对象世界。

只要我们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关注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数的人和事，非虚构写作的“中国特色”自然就水到渠成。

关于中国和美国非虚构写作实践的比较问题，除了历史渊源比较类似，我认为现在其他方面还不好比较，因为我们不是在共时阶段进行比较，我们是错位的。非虚构写作实践美国已经非常久远，无数的记者和作家们用作品描画了非虚构的作品和社会影响版图，而我国的写作者才刚开始起步。

非虚构写作并不仅仅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而且在写作策略上与我国的类似文体有很大的出入，特别是不能把非虚构写作等同于我国的报告文学。如此一来，作为一个增量的文本样态，我们的实践经验比较有限，比较缺乏经验依据。

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需要注意的是，非虚构写作不等于报告文学。两者只是貌似，细究起来是不同的血统。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从本源来看，是两种不同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产物。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是中国本土的报道和宣传范式催生的写作理念、写作方法与文本样态的综合，最终形成其立足宣传、立场鲜明、文学色彩浓厚等风格特质。

非虚构写产生于1830年代的美国报业。当时的美国报业形成了资讯型和故事型的两种传统，非虚构写作是“故事型”的写作理念催生的写作方法和文本样态，成熟于1960年代的美国报业和新闻杂志业。

在写作策略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非虚构写作虽然都追求真实，但是在具体的文本生产与写作实践中，报告文学发挥大，充斥着议论和抒情，甚至合理想象都可以接受。而非虚构写作对真实性有严格的苛求，重视字句的绵密核查。非虚构写作是在书写“故事”，一些报告文学仅仅是在书写“事件”。

改编非虚构作品可能演变成一次破坏

刺猬公社：有舆论称，相比于文字，由非虚构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更受市场和社会的欢迎，但很多社交平台还是会以文字为“书写”方式，将故事表达出来。你认为文字类非虚构作品的还能被人们接受的优势是什么？

刘蒙之：最近几年，《太平洋大逃杀》《1984，生死漂流》《黑帮老大的最后敌人》等作品不但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而且卖出影视版权。我们也看到，从传统纸质的杂志、非虚构写作平台到自媒体，非虚构写作品都成为先锋产品，各种力量均从深度或广度开始了对非虚构作品的商业探索。

但是我也会担心，影视业对非虚构作品本身的改编和加工演变成一次破坏。非虚构作品重视整体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它具有严肃的重视市场，但不讨好市场的品性。我觉得大多数的影视作品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要看到，影视业的商业逻辑决定创作规律。一个好的非虚构故事，电影电视业会根据市场逻辑进行取舍、改编和剪裁，最后怕已不是原来的故事了。

我担忧的是，一个好的非虚构文字作品，经过改编、拍摄之后的影视作品，只能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恐怕已经不具有“非虚构”精神了，也许还有了更多的娱乐精神。在这一点上，纪录片是比较好的影视媒介的非虚构叙事作品，电影电视业显然不是。

所以，文字性非虚构作品有它独特的阅读体验与社会价值，第一，文字是走心的，严肃的。第二，文字是意义是精确的，意义被文字编制成的网络紧紧锁定。第三，文字是线性的故事，阅读文字性的非虚构文章，就好比跟着作者攀爬各种复杂的管道，不到终点，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你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影视显然没有文字的这个特点。第四，在传播效果上，文字对读者的影响力更持久。

刺猬公社：你热爱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吗？为什么？

刘蒙之：说实话，我是真热爱。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我们生活于其中，却又对其知之甚少。非虚构作品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通过非虚构故事的阅读，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价值观。有时候我们会透过作品发现世界如此之大，人性的暗处如此深邃，生而为人，活得如此不同，有时候我们回身发现，尽管我们生活的皮肤如此迥异，在某些内里又如此相同。非虚构作品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拐杖。

刺猬公社：你会因为现在从事的工作而感到沮丧吗？

刘蒙之：一点都没有，好像没有理由沮丧。

刺猬公社：很多人对非虚构研究者的工作状态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状态吗？

刘蒙之：读书刊、上网络，看手机，阅览所有跟非虚构写作相关的材料，以理论观察非虚构实践，在非虚构实践中提炼发现理论。近些年来，会参加作家专题讨论会、作家会议、创意写作项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