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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起药的美国人

百家作者：硅谷洞察 2018-07-14 02: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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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不是药神》的热播，“看病难吃药贵”这个话题再次掀起讨论热潮。电影根据真人事件改编，所以更带上了沉重的社会意义。

在电影中，大家看到一个个心酸挣扎活命的中国病人；在现实中，这样的病人数量以千万计。小探人在美国，“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同样是美国的国民话题。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下文的几个故事，也许能帮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牵涉进“吃药”这个话题的每一方，都有深深的无奈。

住在美国中部小城的伊莱在 2013 年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最常见的一种中枢神经脱髓鞘疾病）。保险公司虽然承担她的买药费用，但要求她每个月自付 1000 美元。这是一种常见保险形式，要求被保者先自付到一定数额后，才会开始赔付。

伊莱苦笑回忆：“当我被确认这种病以后我没哭，但是知道吃药要花多少钱后，我马上崩溃了，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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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本是一名记者，和老公的共同收入不高，刚刚跨入中产阶级门槛，但满足日常生活毫无问题，且惬意知足。而生病以后，每年上万美元的买药费用几乎拖垮了这个家庭，伊莱更是失去工作成为“残障人士”；他们卖掉家里的汽车、摩托车甚至家具；最终，无法承受压力的丈夫选择离婚。

讽刺的是，这样的结果对伊莱有现实好处：之前他们因为“家庭收入过高”而无法申请医疗援助，离婚后伊莲收入极低，所以她能够申请联邦的医疗保险，获得更多补助。她想不明白：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怎么会在有保险的情况下，因为花钱吃药而陷入重重泥沼，并且完全找不到解决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伊莱吃的一种药物芬戈莫德（Gilenya），在 2010 年获得许可证后，在美国售价涨了约一倍，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患者吃一年的花费是九万两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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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慢性疾病是发达国家主要的健康杀手。

来自田纳西的 Amanda，从九岁起就被诊断患有糖尿病，今年她 34 岁。为了治疗，Amanda 大学辍学，也放弃了自己成为画家的梦想；因为她必须找到一份提供保险的工作，纯靠自己花钱吃不起药。然后，她去了一家男装店卖衣服，但每个月 300 美元的自付部分仍然让她极为吃力。

美国人的固定支出太多。Amanda 月薪 3000 美元，税后 2400 美元，尽管看着不低，但去掉房租、房屋保险、水电网费、车子油费、车贷、车险、健康保险和养老金预存等等，自己的可支配收入不超过一千美元。这些钱包括了吃饭穿衣购买日用品，还要挤出数百美元看病，确实非常艰难。

然而更可怕的是，Amanda 失业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买不起胰岛素，就把冰箱里用过的胰岛素瓶子全部收集起来，用一个注射器使劲吸出里面残留的几滴药。在某一天，她一滴胰岛素都挖不出来了。发病在即的 Amanda，在 Facebook 上发帖求助，半小时后终于有个住在附近的好心人，分给了她两瓶自己的存货。

在美国，三家制造商几乎垄断了胰岛素市场——礼来、诺和诺德与赛诺菲。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胰岛素价格在 2013 年是 2002 年的三倍。这几家制造商陆续被一些患者告上法庭，指责其操纵价格，数个州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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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会生一些小病。如果难缠的慢性病和严重的急性病，其治疗药物定价过高大家尚能理解。

一些常见病症却也吃不起药，该怎么办呢？

去年，家住洛杉矶的布林太太，发现四岁的大女儿得了蛲虫病（常见的肠道寄生虫病），并且常见的非处方药无法根治。医生开了 albendazole，一种流行了几十年的处方药。布林太太没想太多直接去买药，但是询问价格时她如遭雷击—— 4 粒药丸价格为 724 美元（4800人民币）！即使保险公司能负责大部分，她还是要自付 250 美元。

因为蛲虫病容易传染，所以医生要求布林一家四口都要吃这种药，于是当月布林太太立刻面对一笔 1000 美元的大额支出（补充说明：调查显示，七成美国人储蓄都少于 1000 美元）。心存侥幸的布林太太，只给大女儿买了 albendazole，全家其他人用了便宜的非处方药。结果第二个月，她和小女儿双双被传染。

“最后，我为了这么一种很老很旧的药物，在有保险的情况下付了 750 美元！药厂能随便定这么高价吗？这也太吓人了！”

为什么早已过了专利保护期（美国为 20 年）的处方药敢定这么高价？因为美国只有一家公司 Impax Laboratories 销售这种药，该公司于 2010 年从 albendazole 的制造商那里购买了独家销售权，此后一片药的价格从 6 美元直冲 120 美元！并且公司拒绝给出涨价理由。

以上的故事，似乎都指向“黑心贪婪”的制药公司和药品销售公司。

说回电影《我不是药神》。影片中的“天价药物”格列宁，对应现实中靶向药物格列卫。格列卫在 2002 年时售价约为 2.35万人民币一盒；而影片主人公“程勇”的现实原型陆勇，发现格列卫在印度的仿制药，售价只合 2000 元人民币。后来他开始大规模“团购”时，印度方面甚至给出了优惠价 200 元人民币，不到正版价格的百分之一。

从 200 人民币到 23500 人民币，是“每周少喝杯咖啡”和“能拖垮整个家庭”的巨大差距。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愤怒：药品生产成本那么低，为什么要以超过成本数百倍的价格销售！毕竟，购买药物的病人，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消费者——你愿打我不愿挨，转身走开就行；和看似“漫天加价”的药厂相比，不吃药活不了的病人，更像躺在刀俎下的鱼肉。

天价药物的“苦衷”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药厂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它们也有自己的苦衷。有人说在中国，药物加价的层层链条：

“药厂价格（含专利费用）+ 关税 + 增值税 + 审批费用 + 实验费用 + 流通费用 + 医院加价 + 医生费用 = 病人实付价格”，专利费是最无可指责的部分。

为什么专利费最无可指摘？有个说法是：“药品生产成本 5 分钱，出场定价 5000 元，因为第一颗药诞生的成本达到 50 亿元”。这个数字对比并不夸张。比如格列卫这款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靶向药物，其诞生过程是从1988 年开始，历时十数年，花费五十亿美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这还没有算进去从 1960 年开始，学术界在公共财政支持下对格列卫背后的治疗机制，所进行的基础研发工作。

这款药物的目标受众，可能全球不到百万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年发病率十万分之一）。如果想收回成本，其高昂定价不可避免。如果不允许制药公司定高价盈利，他们就缺乏动力研发新药。事实上，很多罕见病至今没有有效的对症药物，就是因为患者人数过少，制药公司研制成功新药却无利可图，因此至今研发药史都接近空白。

除了看得到的金钱时间成本，药企本身作为面向市场的企业，投入新药研发有着其它林林总总“看不到”的风险成本。

小探 2014 年购买过一家医药公司 Mannkind 的股票，因为该公司从 2009 年开始，经过五年研究，研发成功了可吸入式的胰岛素 Afrezza，并获得 FDA 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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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需要长期高频率注射胰岛素，对于害怕打针的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折磨。Afrezza 的出现，被称为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外界纷纷看好其股价会大涨。

结果呢？

Mannkind 为了研发 Afrezza，倾公司之力砸下重金，导致成功后根本没钱再做市场营销和渠道铺设，于是只能选择和行业老大之一赛诺菲合作，后者利润分成 65%，Mannkind 只占 35%。更悲催的是，Afrezza 的销量远远达不到预期，原因主要还是：营销层面的宣传和教育没有做好，使得很多人对这种可吸入式的胰岛素心怀疑虑。小探谷歌一下，很多问题都在问“这个真的安全吗”或者“胰岛素吸入的话还有效吗”；此外没有和保险公司谈判妥当，很多保险计划没有把 Afrezza 纳入报销体系，所以医生倾向于不开这种药。

如今该公司陷入“垂死挣扎”，股价从 Afrezza 刚获得 FDA 批准时的 10.57 美元，跌到 1.7 美元。

将这些市场、营销、教育等方面的失败风险纳入成本考虑，一种新药的面试成本更成为了天价。一招不慎，甚至会拖垮整个公司。看到这里，大家对药厂对新药定高价售卖的策略，有没有稍微理解一些呢？

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

但是哪怕双方相互理解，现实还是：一方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另一方研发新药要承担极高的风险，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措施能缓解这种困境？

美国有一款药叫做 Xeljanz，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款药如果按剂量服用，一年大概需要花五万美元购买。但是，Xeljanz 的定价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和讨论。因为这款药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联合制药大厂辉瑞公司共同研发而来。很多消费者组织和律师认为：既然花了纳税人的钱用于研发过程，辉瑞就无权单方面提高价格。我们前文也提到，格列卫的诞生过程，离不开很多研究机构和公共资金的人力财力投入，但最后利润主要跑向了诺华公司，还有其背后的华尔街。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联邦医疗卫生机构能和制药厂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那么民众有理由要求：新药价格处在一个经过谈判的区间范围内。目前新药研发的很多基础工作，的确是来自于政府拨款等公共资金。要让这一路径逐渐可行，一是需要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研发资金并争取新药上市和定价的话语权；二来民间有更团结的力量发声呼吁谈判。

此外，政府是否应该直接干预药厂的定价过程？目前的法律不允许这种操作，但是川普政府正在主张——许可政府为其医保体系内能报销的药品进行谈判，降低价格。

此前美国有一件举国关注的大案：前对冲基金经理马丁·施莱里创办了一家公司，并收购了由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的一款 62 年历史的“老药”——达拉匹林（Daraprim），这是一种治疗艾滋病等导致的免疫系统受损的重要药品，是很多人的“活命药”。结果，马丁一夜之间决定将该药的价格从 13.5 美元每片，提高到 750 美元每片！55 倍的涨幅！

这引发了全民愤怒，马丁成为“全美最受憎恨的人”。但是由于“政府不得干涉药价”的法律，政府拿他毫无办法。最后，机智的联邦法院“曲径折跃”，以两项证券欺诈罪和一项串谋证券欺诈罪，将此人投入监狱，判刑七年。消息传出，全美国上下拍手称快。

马丁·施莱里入狱

也许是受到此案结果和民调的启发，近来由政府推动药价合理化的呼声在日益壮大。

美国负责药品审理的指定机构——FDA 的局长今年公开发声说：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打击高药价，阻止制药公司垄断市场，妨碍竞争。

FDA 认为：仍然应该由自由市场决定药物价格，即定价权还是由制药公司和供需关系决定，不能抹杀了制药公司的盈利需求，这样才能鼓励创新。但同时，FDA 已经向白宫提交议案，意在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竞争对手尽快推出竞争产品，加大同类型产品的竞争，如此让企业有钱赚，但不能发展到过度贪婪。此外，FDA 在努力加快新药的审批流程，此前 FDA 制定了过于严格和冗长的审查标准，导致小药厂根本没办法承担这个申请过程，从而大幅度削弱了竞争。FDA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去年全年过审了创纪录的 46 款新药，包括新的癌症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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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小探最后要做一个略显悲观的总结：那就是在研发成本越来越高、新药效果越来越强大越神奇的背景下，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驱动下，药品，尤其是处方药品的价格，相当长期内不可能有大幅度下降；能抑制过快的涨价速度，已经是比较好的结果。近年来，很多美国人为了看病便宜跑去古巴，为了买药便宜跑去加拿大，或者和《我不是药神》中一样，去印度寻找替代药品。

想一想，有句大俗话道尽了世间真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