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搬家警示:北京可以撒娇,深圳不可任性
罗天昊 著有《大国诸城》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研究
公众号 ID:Luotianhao99 罗天昊国与城
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
近日,华为进行了大规模的搬迁,一次性2700名员工从深圳搬到东莞松山湖。虽然华为宣称总部永远留在深圳,数千人一次性搬离深圳的举动,还是引起巨大震撼,也为深圳的未来,提供了预警。
房价上天,实业落地。
房地产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华为从深圳搬迁至东莞,也正好暗合这一逻辑。
四大城市中,以前一直是京沪领先。2015年一年,深圳房价涨幅,竟然超过50%以上,位居国内第一,而经过此轮狂涨,深圳的房价,已经从北上广深中的小弟,跃升为大哥。深圳一个小区的市场价,已经可以抵上排名全国第五的深圳机场。
南有深圳,北有北京,房价狂飙,双雄兀立。
在北方,北京则成为房价上涨的永恒之城,近十年来,房价近似神话。
中国是一个半吊子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权力的巨手,却比市场更为强势。
深圳的起家,得益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深圳一度是市场力量释放最为强劲的地方,亦是市场之花盛开最鲜艳的宝安之地。
在市场体系中,深圳冠绝全国,在权力体系中,深圳却泯然众人。而房市,恰恰是受到权力干预很大的一个领域。
过高的房价,对于深圳未来,是一种戕害。
(1)北京为何可以撒娇?
中央集权,千年传统。
在中国,权力对于资源的强大控制力,惯性巨大。
自古以来,中国的财富与资源,就集中于都城。自秦始皇迁天下富商集中于咸阳为始,中国的都城,不仅是权力的中枢,也是财富的中枢。
时至今日,这个格局还没彻底改变。在中国建设银行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的中国富人地图中,中国顶级富人最多的地方,依次是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可以看到,中国的富人产生最多的地方,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不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地方,而是权力最集中的地方。
可以设想,美国的富翁可能都产生于华盛顿吗?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权力中心,也是中国的财富产生中心,同时,北京还是中国的资源中心。
在经济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几个核心指标领域,北京独步全国。北京是中国重点大学最多的城市。最著名的两所中国大学清华和北大,均坐镇北京。在经济领域,10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总部驻跸北京,超过其它所有城市总和。北京还是拥有三甲医院最多的城市,中国最好的医院,都集中在北京。而北京作为一个北方城市本来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但是可以利用政治地位的优势,先是用河北的水,再通过南水北调,征用南方的水。
在权力体系中的绝对优势,使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公共资源。纵使限车限房,人们还是对其趋之若鹜。
四大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是直辖市,广深是副省级城市,它们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在权力体系中也处于优势。
挟两大优势,所以,人口源源不断流向这些城市。从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中,北京常住人口增长45%,上海增长37%,广州增长38%,深圳增长30%。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犹如省会在各个省的地位。其机制类似。
房价上涨的城市中,几乎所有的省会都位列其中。省会城市对于全省资源的吸附能力,正如北京相对于全国。纵使是中国经济落后地方的省会,其房价也可以坚挺,无它,本省内最好的公共资源,都在它的手里,而这种资源的拥有,并非由市场竞争得来,而是一种基于权力等级安排。省会城市在省内的权力体系中处于顶端,是全省人无法绕过去的坎。连河北这种北京灯下黑的地方,省会石家庄仍然可以凭借强大的资源,吸附人口。
所以,中国大部分的省会,不仅是政治上最强势的城市,亦是经济上强势的城市。
只有极少数城市,能够抗衡省会。如辽宁的大连与沈阳,山东的青岛与济南,江苏的苏州与南京,浙江的宁波与杭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而考究这些能够与省会分庭抗礼的的城市,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底气不仅在于经济实力,也在于政治实力。大连、青岛、厦门、宁波等城市均为计划单列市,其人权和事权多由中央直管,而苏州市委书记,则多由省委常委兼任,比肩省会南京的市委书记。深圳在经济上与广州分庭抗礼,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是计划单列市,其人权和事权可以相对超脱。
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安排,是按照政治地位排队。在这种体系中,直辖市处于第一个梯队、省会处于第二个梯队,计划单列市处于第三梯队,其它常委兼任书记的地级市属于第四梯队,一般城市处于第五梯队。
北京之强势,源自两大体系均占优。在市场体系中,北京相对尚可,在权力体系中,北京独步天下,在公共资源方面有绝对优势。所以,北京的房价一直涨,均价突破十万指日可待。
只要中央政府一直为北京背书,只要按照权力等级分配公共资源的模式不改变,只要最强势的央企、最好的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北京,北京的房价就不会跌。
虽然雄安新区将分流部分北京的公共资源,但是,北京仍将是中国公共资源最充裕的城市。
北京房价上涨,本质是权力的撒娇。
(2)深圳为什么没有资格任性?
深圳的房价飙升,不像北京,隐约令人感觉到某种忧虑。
今日,这种忧虑已经明朗。
北京可以撒娇,深圳却不可任性,因为在权力体系中,深圳没有任性的资格。
深圳虽是特区,但也不过是数十个副省级城市其中的一个。在公共资源拥有上,根本无法与几个直辖市比较。四大直辖市中,纵使除去北京,其它三个直辖市,也有数十家央企投资,其获得的中央政策性资源倾斜的优势,非深圳可比。在权力体系中,还有数十个省会城市,以及其它计划单列市余深圳并驾齐驱。深圳在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中,政治地位排名末尾。
纵使在广东省内,深圳所拥有的公共资源,也比不过省会广州。
广东最好的大学,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都在广州。深圳本土最好的大学,也就深圳大学勉强拿得出手。而且在广东并不强势。而在全国三甲医院系统,三甲医院几乎被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瓜分,深圳根本排不上号。在交通领域,广州拥有更强势的地位,航空方面,广州机场排名全国第三,深圳只排名第五,在火车交通领域,广州更是华南的枢纽,而且高铁直通东南亚。
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圳短板明显。在罗天昊国与城研发的《中国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排名中,深圳是中国经济大市中,大学生密度最低的城市。大学生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仅有十几万在校大学生,用人基本靠抢。而与深圳人口略多的广州,大学生在校生人数超过110万,几乎是深圳的十倍。其它国内大城市,如武汉、北京也都在100万左右。
在公共资源方面,深圳相对省会广州处于劣势,而北京和上海,在其所在区域,处于王者地位,没有竞争对手,更无可替代。
而在市场体系中,深圳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是并非不可替代。深圳的平均月薪比广州高10%左右,但是房价却远远高出广州。深圳纵有腾讯、华为等本土巨头,但是高房价的压力,已使其产生迁徙之意。论经济总量,广州还要超过深圳,而在服务业、文化产业领域,广州亦领先深圳。广州的潜力巨大,对于深圳未来造成了强大的压力,深圳并非不可替代。不仅是广州,深圳的一些产业,在高成本压力下,也已经转移到了东莞。
在权力体系,深圳泯然众人,在市场体系,深圳并非无可替代。
若放纵房价飙升,作为移民大城的深圳,很可能逼走部分人口,他们本人就无户口的羁绊,逐水草而居,既然深圳的水草已经不再丰美,也就无可留恋,而且这些人口的主体是青年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连上海都出现了人口回流,深圳必须警惕。
若继续任性,深圳的青年之城,活力之城的灵魂,将彻底丢失。
(3)超高房价耗尽经济发展潜力
关于高房价对于城市的戕害,连直辖市都已不安。上海市委书记忧心忡忡,认为高房价会削弱上海竞争力,重庆决策层亦认为,一根筋把低价推高,长远就使得工商业成本过高,造成经济萧条。最后大家都不务正业,毁坏了整个城市发展方向。
当下深圳房价飙升,固然有购房条件宽松的因素,但是,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权力体系,关于深圳直辖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于市场的期待,更是对于权力的期待,才是深圳房价2015年不正常飙升的心理预期。
现在,深圳也开始逐步遭遇挑战。
在消费端,深圳201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只有2%,形势非常严峻,抬高的物价,对于市民消费能力的挤压,恶果已现。至2017年,深圳的消费进一步被挤压。在罗天昊国与城研发的《中国十大城市消费能力排名》中,深圳居末位。2017年,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16.19亿,与GDP的比值仅为0.268,而武汉、成都、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的比值均超过深圳的两倍。其中武汉最高,为0.462。
在生产端,深圳一度出现了大面积的实业震荡。
深圳市内的工业大区南山区,正是深圳高新产业所在之地。华为、中兴、腾讯等巨头均崛起于此。据相关统计,2015年,南山区很多企业出现了盈利能力下滑的现象,
深圳虽然已经废关,但是作为传统“关外重镇”的龙岗,曾是深圳市区工业转移之后的新工业基地。2015年前三季度,剔除华为之后,龙岗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出现负增长。
经过两三年的调整,虽然深圳实业有所回升,但仍需警惕。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已多次批评深圳的高房价。告诫当地,高房价将摧毁实体经济的的竞争力,2017财年,华为总收入高达6036亿,但是,利润却只有475亿,利润率仅7.87%,超高的成本,吞噬了其赢利能力。华为从南山搬迁到龙岗,从龙岗搬迁到东莞,一步一步远离高房价策源地,也是逼不得已。
在过高房价的压迫下,高昂的商业成本,恶化的创业环境,成为横亘的高山,实体产业萎缩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华为搬迁东莞,只是开始。
(4)深圳是中国最鲜艳的市场之花,开放包容是深圳的“元根”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面大旗,亦是中国市场经济盛开的最鲜艳的花朵。
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领先全国的管理体系,便利的商业环境,使深圳成为市场的热土,崛起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本土企业。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投资,深圳是除北京、上海之外,全球知名企业入驻最多的城市。
最近几年,深圳也是中国城市产业转型比较成功的典型。在创新领域,表现突出,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占广东半壁江山,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近一半,中国专利金奖获奖数占全国五分之一,有效发明专利约占全国十分之一。成为中国的创新之城。同时,2008年,深圳即成为中国设计之都,领先于上海和北京。
一直以来,深圳以活力之都闻名,其开放性独步全国。在罗天昊国与城研发的《中国城市包容能力排名》中,深圳的净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近几年一直在70%左右。年轻的人口,使深圳充满了活力,而移民之城利益固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对于推动改革,亦非常有利。
改革,锐气,活力,是深圳的生命所在。袁庚去世,举国哀悼。世人哀叹“深圳已无元根”,某种程度上乃是对于深圳改革的忧虑。
特区不特,是人们对深圳最大的担心。近年来深圳社会活力有所丧失,值得警惕。
1995年前,深圳平均年龄为25岁,至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32岁。反映了深圳对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对于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开拓进取精神萎缩,改革锐气渐失。
无论是房价狂飙,还是深圳逐步实施的限制外地车牌,都体现了深圳包容性和活力的下降。深圳绝不可蜕变为傲慢的权力之城。市场之城,青年之城,活力之城,包容之城,开放之城,才是深圳永恒魅力所在,是深圳的“元根”。
深圳曾有一个名叫“原上草”的民间乐队,一时风靡南国,深受市民欢迎,这个名字实是深圳的写照。在改革荒原时代,原上草,肆意生长,最终成燎原之势,而无数曾生存和奋斗在深圳的人们,谁又不是坚毅狂野又富有活力的原上草?如今,原上草乐队业已解散,令人扼腕。
原上之草,何时再生?遥望南天,不禁神驰。
南国多包容,江海可纵横。
深圳其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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