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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崛起需要多久——十代人的时间！进得去的名校，抹不掉的阶层烙印

百家作者：岭南会 2018-04-29 16:34:10

我开始慢慢意识到，“寒门再难出贵子”这句话，也许不仅仅和钱有关。如果突然给寒门学子一大笔钱，这些钱足够他们读到大学毕业，那么他们考上更好大学的几率，就一定会变高吗？

其实不一定。因为如果一个寒门家庭突然中了彩票，这个家庭的家长处理钱的方式，很有可能大多是消费性支出，而不是将大笔钱投资给孩子的教育。因为这个阶层的父母，很多并没有像城市的中产家庭父母一样，重视孩子的教育，也很难有一种清晰、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投资策略。最后的结果，也很有可能是将奖金挥霍殆尽，全家一起再次返贫。这样的例子，我想大家都或多或少听到过。

所以，这背后应该有更多的原因，比如家庭阶层、父母知识水平、眼界阅历，以及教育理念等因素，决定了寒门学子进入名校的路异常艰难。而且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孩子，在网上叫嚣“读书无用论”。痛心之余，只想告诉他们，读书或许达不到你想要的一切，但不读书，在未来的社会一定会越走越窄的。

寒门学子，并非与名校无缘。普通大学扩招，他们读大学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但扩招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是即使毕业也难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而如果他们拼一把，考入重点大学，总好过被骗去读一年动辄两三万，读出来也毫无用处的野鸡学校。

寒门学子：进得去的名校，抹不掉的阶层烙印

作者：陈琳

来源：7080家长（jiazhang7080）

《中国青年报》在2015年的一篇报道中，曾引述过一位清华大学学生在知乎中，“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吗？”这个问题下的答案，里面描述了清华大学本科生的典型形象：

出身城市、

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

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

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答案中还提到，清华老师专门做过调查，发现这样的现象：

清华学生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占比更高，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占比较低，呈现“倒金字塔型”。

也就是说，相对于全国而言，清华大学里家境中等和偏上的学生更多，并且这一现象多年来一直持续。

这个结论，应该也是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的。

相比之下，农村学子上名校，在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似乎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

时下网络上的很多书籍和文章，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还有研究得到过如下的结论：

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因为父母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就更加有方向、有力度，也比较容易将孩子送入好的大学。

而城市中的贫困家庭，以及很多农村家庭，因为父母自身的水平局限性，和家中资源的匮乏，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帮助。如果孩子想考上好大学，需要自己付出更艰辛的努力，考入名校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要想进入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仅仅努力学习是不够的。孩子的成绩里面，还要加上家庭的一部分，即：

父母自身的教育水平、眼界阅历、

对时局的把控力度，

以及物质条件、软性资源、

教育参与度、

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等等。

而这些，显然是对于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更为有利。

所以，现在对于“寒门再难出贵子”和“阶层固化”的讨论愈演愈烈，人们似乎也更加肯定，寒门学子越来越难以与城市中产家庭的同辈抗衡。

但我想说，这并非就意味着寒门学子就再也无法成为名校的一员。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学为了促进学生的社会阶层多元化，也为了增加社会阶层流动性，会有意识地提高农村学生的比例。

比如，北大会在其“筑梦计划”、“博雅计划”、自主招生等录取中，对农村考生进行政策倾斜，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助学金和部分生活学习用品。2017年，北大的农村学生比例是19.14%，已经实现逐年连续增长。

2016年，北大、清华、人大等9所在京重点大学，继续针对农村学生的专项计划。考生可得到清华大学最高降分60分的录取资格，而获取北大入选资格的考生，可获得的最高优惠条件，是录取分数线降至当地一本线。

另一方面，尽管家庭资源较少，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每一年高考后的录取情况表明，仍有寒门子弟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获得优异成绩，博得名校青睐。

1、学习成绩有差距，但通过努力可以拉平

光明网在2015年做过一期关于“农村学子在北大”的报道，提到农村学子进入名校以后，会凸显出两个短板：

一个是英语水平

和城市学生差距较大，

另一个是研究性学习上表现欠佳。

长期以来应试英语的教育，会让农村学生对于实用英语的掌握比较欠缺。而如果在高中又缺乏综合性研究的训练，他们刚进入北大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不适应，在表述和表达能力上都会与城市同学显著差距。

但这些学习成绩上的差距，都可以通过努力来逐渐拉平。因为农村学生特别勤奋，能吃苦，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接受能力也比较强，他们的成绩都会因为自身努力而慢慢上升，缩小与城市学生的差距。

如此一来，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进入名校的基本费用，可以通过学校的相关政策得到解决。而且成绩也可通过自身努力来提高，似乎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成为名校的一员了。

但正如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成长历程一样，这些孩子进入名牌大学以后的生活，也往往会比从小衣食无忧的同龄人艰难一些。

事实上，他们的一路成长，都在感受与同龄人的巨大差距中度过。对现实的无奈，和无法抹去的自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被家境小康的学生占绝大比例的名校录取，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的一件事。

2、即便进入名校，阶层烙印也无法真正除去

寒门学子的喜与忧，以及他们与城市同学的差别，从进校之初就开始凸显了。而这些差别，都逃不开四个字——“阶层烙印”。

我们看一个孩子的故事就知道了。

他叫做小A，从中国某国家级贫困县考到了清华大学，这还是受益于2012年国家出的一项“专项计划，即为了增加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2012年起，以本科一批高校为主，每年专门安排一万名招生名额给特困地区。这个“专项计划”，自2012年实施至今，就使18.3万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了重点大学。

2012年，复读了一年的小A碰巧赶上了“专项计划”的出台，以低于清华大学在该省分数线30分的成绩，被清华录取。那一年，还有30名同样来自于贫困地区的学生，和小A一起来到了清华。

小A是他们家乡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孩子，尽管全村人都很穷，但都杀鸡宰羊予以庆贺。小A出发去北京前，大家还纷纷拿出不多的钱塞给他。

这都让小A感到，这份荣耀，既是沉甸甸希望，也有摆不脱的压力。

除了给予一定的助学金，学校还为了让小A这样的学生尽快融入校园生活，为他们安排了“双导师”制，以及与著名校友“结对子”等，为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扰。

尽管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但小A还是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就感受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

在他心里，考上清华的荣耀感，就此结束在清华校门前。

学习：第一堂课就听不懂

刚刚住进宿舍，小A就和三个室友做了自我介绍，他们当中有两个是保送上的清华，一个是某省的第二名。三人都来自城市家庭，且父母都有大学学历。

而小A的父母，都是小学学历，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20亩玉米地。父母从未在学习上辅导过他，更别说培养过他什么才艺，或带他去别的地方看看。

他的求学经历坎坷而艰辛，小学在村里唯一一个混龄班完成。进入县城中学以后，因为基础太差，普通话都不会说，这让他感到羞愧又自卑。于是他闷头学习，咬牙坚持，最后终于在复读一年后考入了清华。

他就像所有初来大城市的孩子一样，刚来北京时满脸掩饰不住的兴奋和向往。这个大城市会接纳他吗？

可是兴奋劲还没过去，在清华的第一堂专业课就把他打入了低谷。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可是其他同学们似乎都能接受。有些小A根本没学过的基础知识，教授都假设大家已经学过，直接跳过去讲更深的内容了。

小A觉得，听不懂是自己智商不足。所以更加勤奋，都快把书翻烂了，做一次作业需要十几个小时，而别人好像几个小时就做完了。

他也不敢去找老师请教问题，害怕老师说他笨，只能自己吃力地啃书。可尽管这样，还是赶不上别人的进度。

其实，在学校不敢寻求帮助，通常是小A这样的学生几乎都有的问题。

他们从小就深知，在学习上父母无法帮助自己，要想改变世代贫困的命运，就必须靠自己。

而进入高手云集的名校，他们的内心本来就是有忐忑的，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归因于自己的水平差、智商低，而非城乡间客观存在的教育水平差距，所以鲜有敢于去寻求帮助的人。

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小A的成绩也不出意外地都在80分以下。而同宿舍的同学，都在90分以上。

当然，他身旁也有对成绩不满意的城市同学。这些同学不会像小A那样怯生生地自责，他们会直接去找教授，和教授对质分数是不是给低了。这让一向不敢违抗师命的小A，一下子惊呆了。

因为在他的成长历程中，父母从来都教育他服从老师，老师说的就是对的，有了质疑也不允许找老师争论。所以有时即使对分数有疑问，他也不敢去找老师澄清。

“怯于与权威对质”，其实也是在名校的贫困学生有的“通病”。

有研究表明：

中产阶级父母会在孩子小的时候，就鼓励他们大胆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学会与成年人平等对话，遇到问题也允许孩子质疑权威。

所以中产家庭的孩子，往往也会在模仿父母和直接训练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有疑问时会大胆质询。

此外，还学会了如何使各种规章制度有利于自己，并为自己服务，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社交技能和文化资本，为日后顺利行走于社会打下基础。甚至从小学开始，这些孩子就俨然开始代表自己的利益，为自己取得优势。

而工人阶级以及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被父母教育服从权威，不被允许质疑权力。面对权威时，发展出一种“局促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被动而怯懦地接受权威。

在面对公共机构时，他们通常无法让各种规则为自己服务，也就无法获得成年后可利用的文化资本，因此也容易形成对权威怯懦的立场。

所以小A会讶异于同学竟然会质疑老师给的分数，而自己是断然不敢找老师对质分数的。

考试后，小A更自卑了，甚至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待在清华。

就像一个游客，感受不到一丝归属感。

他在日记里写：

“清华不像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不过，小A的成长经历，就是在不断的落后中奋起直追的，所以这次他依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他的成绩开始慢慢上升，从班里的中下游进步到了中上游。

成绩问题似乎解决了，可接踵而至的苦恼，还是不断围绕着小A。

知识面窄，深受城市文化冲击

渐渐地，小A发现，有的东西，是无论如何努力学习，都无法在短期内赶上城市里的其他同学的。

初来大城市，小A就像来到了全新的世界，大城市的方方面面都要学着去了解和适应，可他依然觉得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不自在。

同学们的闲聊他总是插不上嘴，因为好多名词他都是头一回听说，更别说那些外国的明星和球队。小A高中住校，在校只顾闷头学习，假期回家也只能干农活，家中没有电脑网络，城市的同龄人的娱乐生活，他几乎一点也没有体验过。

除了娱乐谈资，很多文化、科技方面的知识，他也很少有了解。

大城市的同学们谈起国外政治来头头是道，受益于从小经常和父母在国内外旅行的经历，他们很是见多识广。读过的课外书更是五花八门，上课回答问题能够旁征博引，与老师侃侃而谈，知识面非常丰富。

他们还能轻松地与外国人对话，英语流利自如。还有同学的高中就开了关于领导力、团队合作的课程，他们完成起小组活动来，往往游刃有余，高效完善。

而小A只读过高中时学校图书馆的一些久未更新的书，更没有出去旅行过。在完成小组活动时，他总是被指挥的那个人，也很少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同学们闲聊或者讨论问题时，他看着这些同辈洋溢的热情，愈发沉默。

他在日记中记录：

“我才知道，

最困难的地方，

不在于我和他们的财富差异，

而是悬殊巨大的认知范围。

我知道的太少了。”

“知识面较窄、阅历较少，初入城市时会遭遇城市文化冲击，以及与城市同龄人的'知识鸿沟'、社交能力有限”，这也是名校中的寒门子弟刚开始会遇到的问题。

中产家庭的父母，从小就培养孩子读课外书的兴趣。为增加孩子阅历，会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增长见识。与孩子的日常聊天中，更喜欢提出启发性的问题，鼓励孩子发表自己的观点，引导孩子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团队协作方面，这些家长也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所以孩子的社交能力往往会比较强。还有一些家长，从孩子小学起，就开始启蒙他们关于“投资储蓄”、“商业经营”的简单知识，这是没有相关知识的家长无法做到的。

而学识有限的工人阶级及农村家庭父母，则在知识上无法给孩子足够的启发，能力上也无力给予更多的传承。在团队协作活动中，这样的家长更多地告诉孩子，“要做个听话的服从者”，而鲜有鼓励引导孩子去做个领导者的。

小A从小敏感、胆小，遇到集体活动，他总是个不错的执行者，却很少自告奋勇担任领导职责。

他经常出神地听着同学们谈论各种他不知道的事情，希望汲取更多东西。也更加频繁地出入图书馆，立志要在有限的四年中，读更多领域的书籍，缩小和同学的知识面差距。现在还没有资金“行万里路”，就先做好“读万卷书”这件事。

物质生活匮乏，引发连锁反应

读书可以扩大知识面，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帮助小A缩小与同学的认知差距。但还有一件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小A，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现实世界。

家境贫困的小A，自从进入清华，就深刻感受到了自己与城市同学物质条件的巨大悬殊。

虽然学校已经为他减免了部分学费、住宿费等在校费用，但父母一年只有几千块的收入，实在给不了他多少生活费。很多同学每月都有数千的生活费，而小A的银行卡，经常只有不到四位数的余额。

他的口袋总是空空，吃饭也尽量点便宜的菜。每逢周末同学聚餐、班级活动，小A只能找借口不去，因为聚一次会的钱，要花掉他一周的餐费。尽管有时朋友提出会为他付钱，可这让本来就很自卑的小A更加不安，他很清楚，自己钱包里的钱，是无力回请朋友的。

小A穿的衣服，都是从家中带来，高中时期穿过的。而来到北京后，他第一次逛街看到商场服装的价签就被震惊到，“为什么一件T恤就需要三四百块？”而他同宿舍的室友，一双篮球鞋的价格就要两千多，这是小A想都不敢想的。

小A还在学校修了经济学的课。一本英文原版教材就要一百多块，全班大多数同学都立即买了，而小A纠结不已，这差不多是他每月五分之一的餐费。好在学校附近会有周末旧书市场，他找了好几个周末，终于淘到一本旧书，只要30块，他终于松了口气。

同学们眼中的日常开销，是小A根本负担不起的奢侈。

“农村孩子来到大城市，

自卑就像写在我脸上”

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

即使千辛万苦省钱，到了月末依然会饿几天肚子，小A只好四处寻找兼职机会。学习压力本来就很大，他只能牺牲睡觉时间，周末也抓紧时间做两份兼职，还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

每个暑假，别的同学要么回家，要么在新东方上雅思托福班，或者出国参加夏令营，而小A都选择留在学校。一边做兼职，一边参加学习暑期课程，或寻找对未来有用的实习。

原因之一，是回家路费比较贵；之二是出国留学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托福雅思的风，他也没有能力去跟。

多学东西多挣钱，对他来说才是更现实的事情。他只能考虑眼前的苟且，无力去仰望未来的诗和远方。

暑假不回家，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无法否认，但内心里也不敢承认的。因为，习惯了清华丰富的校园生活，和北京异彩纷呈的繁华世界，虽然感受不到归属感，但他更不想回家面对破败的房屋，和烈日下无尽的农活。

钱包的寒酸，还让这个正处于青春年华的男孩子不敢恋爱。

因为谈恋爱需要花钱，谈出成果以后要考虑未来，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将去向何处，也不知有没有机会留在北京。尚且家里需要自己毕业后尽快工作帮扶，责任沉重，在北京买房安家更是不敢细想的事情。

但看着同学们成双入对，他还是很羡慕，也希望日后能遇到一个真诚的女孩子，和他一起在大城市打拼未来。

物质的贫乏，和沉重的家庭责任，让小A的未来，缺失了很多可能性。

因为家里穷，结交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和自己家差不多的。没有什么高层次的朋友圈，也缺少必要的社会化训练，社交技能也比很多同龄人差。

去公司面试，小A都怯生生的，说话极不自信，立刻被自信大方的竞争者比了下去。

3、寒门父母太高的期待

许多寒门父母都喜欢说一句话：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咱家以后就靠你了！说这话的家长，往往也就3、40岁。

人生的那么长，你才走了一小半，正值壮年，是最聪明最强大的最好时光，可你已宣布对自己的人生放弃理想和改变，把逆袭的重担压在一个几岁十几岁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孩子会怎么想？凭什么啊！

很多人的人生误区是，以为奋斗只是年轻人的事，小孩子才要努力读书，二十几岁的人才可以努力拼博、实现理想。

到了三十岁以后，一切都晚了，人生已经定型了，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发现二十几岁年轻人也这样想，前两天我劝一个失意中的读者，让他先找一份工作，攒够了钱，再追求梦想不迟。

结果他说，可到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我觉得好无语：三十岁怎么了？三十岁人生才过三分之一多点，就应该躺下来，坐吃等死了吗？

2002年，从监狱里出来的褚时健承包一片荒山，开始种橙子，等待橙子挂果要6年，75岁的他，满怀信心地等待81岁的果实。摩西奶奶，76岁开始学画，80岁举办个展。

与其说羡慕他们的成功，我更羡慕他们拥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很多人把外表修饰得无懈可击，一开口却老气横秋，他们对梦想这个词嗤之以鼻，拒绝人生所有可能性。

梦，只放在孩子身上做。

4、现实残酷，但寒门学子依然要努力

表面看来，一同考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和城市学生，都来到了相同的终点，但他们双方阶层的不同，注定了两者未来起点的不同。毕业以后，寒门子弟的选择面更窄，压力更大，往往身负帮扶家庭的重担。所以成功之路，步履维艰。

但依旧有很多，出身贫寒、经过一番拼搏努力，获得学术、商业和社会成就，摆脱贫苦的家庭命运，奋斗到中产阶级或者准精英阶级的人。

尽管这些苦出身的人们，“晋级”的历程比别人辛苦，也有很多阶层烙印需要慢慢去淡化。但进入好的大学，才使他们有了机会去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如果我们越来越多地质疑，“读大学有什么用？读好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和普通大学毕业生一样艰辛找工作，重点大学学生有的是给初中生老板打工的人”。社会也越来越对寒门子弟考入名校不抱希望，但我不得不说：

名校能从根本上

改变一个人的精气神，

给一个灵魂注入

高尚的修养和纯粹的追求。

在一所名校，你会看到一心做学术，不问功名一世的虔诚学者；也会看到热心于公益到执着的年轻人；还有关心人类未来，为国家科技做出卓绝贡献的科研人。哪怕静静旁观这些人，也会给人带来思想上的震撼，以及灵魂的洗涤。

对于出身贫苦的寒门子弟，拼搏一把进入名校，更是最简洁、直接改变命运的途径。

不平等的社会中，

通过高考进入好大学，

这已经是最公平的一条路了。

就像故事中的小A，名校带给他初来时的荣耀，也提醒他残酷的现实。

名校不止是梦幻与温柔的所在，

更像是一名严师，

让他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也提供给他提升自己、

缩小差距的途径和条件。

他的价值观、人生信条都从中发生着改变，从外到内，将他锻造成一个与从前迥然不同的人。

名校帮助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他看到，人生还有更多可以去努力实现的东西。名校也赋予他许多软资本，如导师、校友圈可以为他带来的各种资源，以及更多普通大学无法提供的学术、职业技能的训练机会。还让他交到可以维持一生的挚友，帮助他从优秀的同辈身上学习。

“寒门再难出贵子”，

但这不是寒门子弟停止努力、

放弃信念的理由，

更是认清现实，

抓住一切机遇去努力的契机。

北大清华和其他重点大学，都在逐步放宽农村学子录取的标准，并提供资金、和学习生活上的援助，这些就是机会。即使寒门子弟的父母无法为他们的未来帮忙，但只要他们敢于去寻求帮助，名校会有他们想要的所有资源。

哪怕进来以后会彷徨、自卑、不自信，但他们依然拥有了改变家庭命运的入场券，回报不会低于当初付出的努力。

寒门学子们，尽管生活中一定会有人告诉你，“不要徒劳了，机会不会是你们的，读书是无用的”。但我只想让你知道，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还没有僵化到堵死了你们进入优秀大学的路。而且“读书无用论”，只是社会底层的自我固化，不上大学或只求一个普通大学，会让你们的生活缺失很多可能性。

而进入一所好大学，会给你很多长期的优秀社会资源，也会让你的后代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丢掉“读书无用论”和对未来的忧虑，趁着有机会读书，请尽力去拿到改变命运的入场券吧。

（注：小A的经历，为众多资料和采访人物整合而成，也参考了在国外名校读书的寒门子弟亲述的经历，力图描绘一个典型的在名校求学的寒门学生）

寒门崛起需要多久——十代人的时间

作者：邓新华，来源：人文经济学会（HES2012）

在朋友圈看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罗辑思维主创陈兴杰说，他最新策划的一期罗辑思维，举的一个概率例子：前十次抛硬币正面向上，第十一次抛，正面向上的概率是多少？答案是：50%，因为第十一次仍然是独立事件。这个大概是概率论的常识了吧，但是却有一些人质疑。其实质疑者是审题问题，当成连续概率去算了。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存在这种错觉。在前十次出现正面向上之后，总觉得第十一次正面向上的概率会降低。我如实供述：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学了一点概率论知识后才改变这点。

我还在微博上看到一篇辉格的海德公园博客翻译的文章《你的祖先，你的命运》。文章说，哈佛和伯克利大学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自1970年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作者Gregory Clark说，这个调查“只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个方面。是的，流动性也许并没有变得更低，但更关键的是，流动性一直就很低。”

作者说：“你整体的人生际遇不仅仅能从你父母的社会地位，也能从你的曾-曾-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预测出来，准确程度足以令人吃惊。”作者和他的同事做了海量的分析，数据来自“智利、中国、英国、印度、日本、韩国、瑞典和美国，并向上追溯了数个世纪。在所有国家中，来自精英家族的罕见或特别的姓氏在许多代之后在精英阶层的名单中仍占有很高比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认为，文化特质、家庭经济资源、人脉很难解释阶层流动的这一特点。个人奋斗仍然重要，“我们的发现只是表明，出人头地的欲望、发家致富的天赋和战胜失败的能力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遗传……基因在此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基因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一研究结果吃惊？我没有吃惊。在此之前，我看到一个心理学研究说，人的性格更多是先天决定的。心理学家研究了被不同家庭领养的双胞胎，发现他们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但性格相似度仍然很高。研究者认为，后天环境，包括父母，其实对个人的性格影响并不大。这当然不是说父母干脆不要试图对小孩施加任何影响。父母毕竟还是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小孩的。

这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我明明受到我母亲的巨大影响。”“13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明显地改变了我的性格。”……其实这些更可能是归因错误。人们会对巧合的事情产生错觉。也许，你的性格恰恰天生就像你的母亲，但给你的感觉是你受到她的巨大影响才形塑到今天的磨样。

人们常常看到某个穷小子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这种例子当然很多。但祖先决定阶层论讲的是整体概率，不是那些个体。作者也说了：“在任何时代，天上掉下的馅饼（包括超凡的天才）都可以成就新的上层家族。”

我不确定作者的研究有多准确，但是我相信，就像很多人对第十一次抛硬币的概率错觉，人们的日常直觉可能让他们低估了基因影响命运的概率。

作者说：“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4,000种姓氏，其中最常见的100个占了85%的人口。不过我们仍选出了13种罕见姓氏，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在19世纪的科举考试成功者中的过度代表情形十分突出。在今天，这13个姓氏的拥有者在教授、名牌大学的学生、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中的占比也较高。”不知作者有没有注意到赵姓这一独特的大姓。

尽管中国经历过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的革命，基因的作用并未受到影响。其实道理不难明白，当社会转向的时候，具有某些基因特征的人，只不过换一种方式去成功而已。北欧的瑞典，向以再分配闻名，但，“瑞典近100年的社会民主化政策虽然创造了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却没能加速社会流动性。”

如果作者的研究结果成立，那对经济学者批评福利主义可是一大助力。人们为福利政策辩护的一大理由是：劫富济贫虽然没有效率，但增加了公正、平等。经济学的逻辑说，福利政策虽然让富人不能更富，但也让穷人更穷，这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损失。而这项研究更表明，人们所追求的“公正”、平等，并未因福利政策而发生大变。

社会主流的民意确实在主导着政策。当民意需要有人来从“平等”的角度来迎合时，可能鼓励那些某些基因特点的人，在迎合民意的竞赛中胜出，成为政客、成功的左派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从制度上鼓励他们发挥企业家才能呢？

令人开心的一面是，作者认为，“高门注定跌落，而寒门势必崛起，两者向均值趋同——即社会学家所谓的‘均值回归’——这个过程会发生”，不过，“需要10至15代人的时间（300至450年）”。而上层精英也会发生基因决定的分化。“上层精英对孩子们的大量投资——比如对学前教育一掷千金的曼哈顿对冲基金经理们——并不能阻止子孙们在长久的时间跨度中社会地位的衰落。”不过，我相信作者不能说服那些在政府任职的朋友，放弃把他们的子女送入好学校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