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人在武汉：抑郁、妥协与进取

姜奇在得知老爷爷去世那天之后，他三天没出酒店房间的门。老爷爷是姜奇选择的跟拍对象。

他感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直线下降，他不想说话，也吃不进去东西。昏暗的房间内，他感觉到了“抑郁症”正侵蚀自己的肌体，脑袋停了，思绪也转不动了。

床头和书桌上躺着两本书，《瓦尔登湖》和《小王子》，平时他想着带这两本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但此刻也失效了。

就在几天前，姜奇还帮着老爷爷的家人把他送往医院。当“收治”消息来的时候，老爷子已经处于弥留状态，老爷子的家人并不抱希望了。

姜奇是在网络上联络到老爷爷一家的。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姜奇就觉得应该要去武汉。“在外围看得很无力，希望能做点什么”。

他在微博以及其他的互联网平台到处搜索“武汉疫情”的信息。老爷爷的家人在网络上发布了求助信息，他联络上对方，提出了跟拍的要求。

在姜奇的描述中，他镜头下，老爷爷的女儿跟社区的人扯皮的场景，在对话发生的时候，时间在流逝，死神在收割。

这个独立纪录片新人导演，从眼睛和镜头里目睹了生命一点点消逝的痕迹，只能靠“意识”压下潜藏的“抑郁症”怪兽。

“我觉得我离开武汉之后，要自我治愈一段时间，否则真会得抑郁症。”姜奇说。

1月30日，他以回北京工作的名义，瞒着父母，折道武汉，扎进了疫情、新闻的中心眼。

姜奇住在汉口区，挨着租界区，出门就能望见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姜奇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学会开车，这样的后果就是在武汉，他只能骑共享单车和步行。最长的一次，他紧走慢走，走了6个小时，好在他喜欢徒步，并不会感觉到折磨。

武汉民居旁边的一株樱花盛开了  /姜奇供图

但在拍摄时，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姜奇是导演，不是摄影师，在拍摄时，如果不注意，他手中的“单机”会失焦，整个画面变得模糊。

他不是没有提前约武汉本地的摄影师，而是摄影师在武汉属于稀缺资源，姜奇本来约到一位，但摄影师的家人反对其出来工作，姜奇只能自己上手。根据刺猬公社了解，在武汉的纪录片剧组，出现了1名摄影师为4个剧组同时拍摄的情景。

在这种背景下，Vlog、短视频以及其他视频素材变得“炙手可热”。姜奇告诉刺猬公社，很多机构和平台都在重金寻找视频素材，几十秒的视频售价可达几百元，如果是一个有故事、情节的视频小样，甚至卖到两三万元。

“没准，我也会走上卖素材的路。”姜奇开玩笑说。他在武汉待了40多天，每晚住宿花费得三四百元。

姜奇个子矮小，属于那种长着“人畜无害”的五官。所以，当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敬老院、去医院拍摄，也没人注意这个“小个子”的真实身份——导演。

2月24日，武昌区黄鹤楼景区附近某个桥洞下，纪录片人、媒体记者、Vlog博主与志愿者围着两位流浪者，旁边地上摆着湿漉漉的纸壳和被子。流浪者的被子被浇湿了，姜奇和志愿者带来泡面、小吃和洁净的被子。

记者在拍照片，一些纪录片人和Vlog博主在拍视频。流浪者有点不太高兴，过了一会，大家哗啦走了。只留下两三位记者和纪录片导演，其中就有姜奇。

武汉某处地下通道内被浇湿的流浪者衣物   /图源：网络

姜奇决定留下来过夜。

“拍摄纪录片是需要和人建立关系，做纪录片要有耐心，有耐心等到事情的变化，你要进入核心，而不是片面的，得捕捉到人的情感和一些深处的东西。”姜奇说。

这里靠着长江，湿气奇重，加上夜晚低温，就算披着被子感觉也寒风四侵，四肢麻木。

姜奇请两位流浪者喝啤酒，他坐在桥洞的一侧，面对着两位大哥，他不称呼他们为“流浪者”，而称“大哥”。

两位大哥给了姜奇一床被子，他说他们是好人。其中一位大哥喜欢喝点酒，他在武汉打零工，封城之后，零工没了，旅馆也封了，就算有，住宿价格也承受不住。

“我们是好人，也是没钱的好人。”打零工的大哥说。

第二天，他从武昌走回汉口，从上午7点多走到中午11点多。回去的时候，他路过一片废墟地，隔着一堵墙，墙外是关着门的便利店和文化公司，废土碎砖上，四五只流浪狗嬉戏打闹，他发了一条动态：“那人好像一只狗。”

回到酒店，姜奇倒头就睡。

武汉某处的流浪狗  /姜奇供图

后来，他隐约听说，因为媒体的报道，在街头露宿的两位“大哥”可以去政府安排的地方居住了。

“我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恰恰是我遇到一些很好的人，很善良的人的时候。”姜奇说。

姜奇拍了很多人，比如去医院拍护士，在街上拍环卫工人，拍自己联络到的那些普通武汉市民。他的镜头里，人的身影有流动，有静谧，有慌张，也有惬意。素材每次备份到硬盘，都要三四个小时。

最近一次，他叫上一位朋友帮忙拍摄，拍完后，武汉的天空下起了雨，冬雨阴冷，几个人没带伞，大家披起外套和冲锋衣，相互间开着玩笑，“多惨”。

天气朦朦胧胧要黑，几个人淋着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小跑。像极了落魄的“落汤鸡”，这与他的宏大野心形成了某种鲜明对比。

他这样安慰自己：10年后，或许人们再回头看武汉这件事情的视野，不正取决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嘛？

大多时候，姜奇会和自己跟拍的对象保持联络，对方要去住院了，要去隔离了，要出去买药了——在某个变化的节点上——姜奇会出现在跟拍者的身边。

纪录片不就是要记录变化么？

可是，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意味人没了，就像那位老爷爷，只剩下影像与声音停在摄像机里，没有了体温。

当Figure创始人张悦在除夕夜做出“去武汉”的决定时，他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连同作品会陷入巨大的争议之中。